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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是政治家、思想家，如古代的贾谊、诸葛亮、魏征、韩愈、范仲淹，近代的林觉民、梁启超，现代如毛泽东等人。
这类作者是从思想内容入手。
他并不想以文为业，只是由于环境、经历使然，内心积累甚多，如火山之待喷，不吐不快，就借文章的形式表达出来。
当然，大部分政治家是写不出好文章的，他们忙于事务，长于公文、讲话、指示等应用文字而不善美文，或者根本就没有修炼到思想的美，很难做到“四美俱而二难并”
。
但也有少数政治家、思想家，或因小时就有文章阅读或写作训练的童子功（如人外表的先天之美），或政务之余不忘治学（如人形体的后天训练），于是便挟思想之深又借艺术之美，登上了文章的顶峰。
就像一个美女后来又成就了伟功大业，既天生丽质，又惊天动地，百里挑一。
因为有两类作家，也就有两类文章，“文人文章”
和“道德文章”
。
中国文学传统很重视政治家的“道德文章”
。
政治家为文是用个性的话说出共性的思想（如诸葛亮说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毛泽东说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
如果只会用共性的语言说共性的思想，就是官话、套话，有理而无美，这不叫文章，也不可能流传。
“文人文章”
，求“美”
而不求“理”
，是以个性的语言说出共性的美感。
常“美”
有余而理不足（如王勃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
因为文章第一位是表达思想，“理境”
为“三境”
中最高之境，所以相对来讲，先入艺术之门，再求深造思想难；先登思想之峰，再入艺术之门易。
所以真正的大文章家，由政治家、思想家出身的多，而专攻文章，以文为业的反倒少。
历史上的范仲淹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学者，也许他从来也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作家。
后人在排唐宋八大家之类的排行榜时，他也无缘入列。
但这恰恰是他胜过一般文人之处。
或者历史根本就不忍心将他排入文人之列。
这倒给我们一个启示，每一个政治家都有条件写出大文章，都应该写出大文章。
这篇文章是对我国封建政治文明的高度总结。
中国封建社会近三千年，政界人物多得数不清，历朝皇帝334个（按理，他们是当然的大政治家），大臣官员更不知几多。
但能写出《岳阳楼记》，并被后人所记住、学习和研究的只有范仲淹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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