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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吃得香又香，又打鬼子又缴枪。”
团长一看我比上海来的大演员还编得流利，以后除了点汽灯，还叫我参加编写小节目。
有回我数快板叫前线报纸编辑听见了，他说：“喂，你编的这段还不错嘛。
把它写下来交给我好吧。”
我说：“我会数，叫我写有的字我还写不出来。
我说你记行吗？”
这样我说他用文字记，他拿回去过两天在报纸上印出来了。
那位编辑又拿着花生、柿子来找我说；“这是你那篇快板的稿费。
不过这稿子是我替你写成文字的，还给你作了挺大修改，得咱们俩一块吃！”
这就是发表的处女作和拿到的第一笔稿费。
解放后，我从部队转业，调到北京文联，在赵树理手下工作。
1951年我参加赴朝鲜慰问团的创作组，写了一篇小说，赵树理看了马上拿在《说说唱唱》发表了。
不久到了“八一”
建军节，赵树理让我再写一篇小说作配合，我赶写出一篇又发表了。
从此我就往写小说这行奔了。
开头写一篇发一篇，我觉得当作家并不难。
只要有生活，再从理论上补充点知识就能闯出路来。
于是我就加班猛补文学理论。
这才知道写小说首先要注意主题的思想性，考虑作品的教育性；要塑造典型人物，要体现时代精神……我这才知道写小说还这么多说道，于是就按这些规定去写。
说来令人伤心，从此写的东西竟写一篇被退一篇，一年多的时间竟一篇小说也没发出去。
我这才发现写小说并不那么容易，以前乐观得早了点。
领导人赵树理、王亚平等认为我虽有文学细胞，但文化根底太差。
恰好中国作协开办的文学研究所（后改讲习所）第二期招生，便决定派我去学习。
当时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还是丁玲，这所就是她创办的。
丁玲同志访问苏联，蒙斯大林接见，斯大林问她：“中国有没有培养作家的机关学校？”
丁玲说没有。
斯大林说：“你参观一下我们的高尔基文学院吧。”
丁玲参观后，才知道这是专门为有生活积累但缺乏正规教育的青年作者们创办的学校。
她觉得中国也有一批这样的作者需要补课。
回来以后向中央作了汇报。
最后是毛泽东主席点头，建立了中央文学研究所。
专收参加革命较早、写过不错的文学作品，但没受过正规教育的青年作者。
第一期学员有陈登科、马烽、胡正、李若冰等。
陈登科最为典型，这时他已发表了《活人塘》，这是可称作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品。
但这篇《活人塘》是被汪曾祺在整理退稿时偶然发现的。
他看了觉得有意思，就拿给赵树理看，老赵看了认为基础很好，就亲自动手修改，还替他重写了个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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