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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来，因为他的文化观对现实是持悲观态度的，他认为人生无目的也无意义，每个人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位置是早已预定了的，前者与后者之间既无权利，也无义务，每个人都是匆匆一过客，大家都只是坐在敞车上开赴刑场，终点只是死。
“人们永远不知道世界前进的方向”
，因而，人生无须有信仰，无须去参与，只须“顺应自然”
“冷静观照”
，有着浓重的自然主义色彩。
这一人生观投射在他的社会态度上就是“不信任群众”
，不能承认“以群众为根据的一切主义与运动”
；投射到他的儿童文学观上，就是强调顺应儿童的自然生长，反对儿童文学的社会功利价值，于不自觉中对抗于正在兴起的现实主义儿童文学方向。
五四时期，在“儿童本位”
的大旗下，集聚了所有关心儿童与儿童文学的人们：周作人、鲁迅、郭沫若、茅盾、赵景深、胡适、郑振铎、叶圣陶、冰心等，他们协同作战，从各自不同的领域为中国儿童文学拓荒奠基。
五四退潮后，新文化阵营开始分化，鲁迅、茅盾、叶圣陶等逐渐接受了共产主义的影响，用自己的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始终坚持着文学为人生、写人生的观点，要求儿童文学也必须“能给儿童认识人生”
，并最终把儿童文学引向与整个新文学的发展主流步调一致的现实主义道路。
而周作人、胡适、赵景深等则处于对立的一面，他们继续坚持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文学理论，反对儿童文学的社会功利作用，主张儿童“既喜欢了，有兴趣了，能够看的，不妨尽搜罗这些东西给他们，尽听他们自己去看，用不着教师来教”
。
这就自然遭到提倡“血与泪的文学”
与“为人生而艺术”
的关心儿童文学的作家们的批评。
早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与静止地、片面地从生物学角度看待和解释儿童，机械地将儿童等同于原始人类，将儿童文学等同于原人文学的做法相反，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辩证地、历史地、社会地看待和解释儿童与儿童文学的意见，例如汪懋祖曾在《儿童文学研究·序一》（1928）中指出：“儿童与原人之想象，虽多相似，而其环境既已不同，故意识发展亦异。”
葛承训在《新儿童文学》（1934）中则更尖锐地提出：“婴儿呱呱坠地以后，即生活在现代文明的社会里，被外界的有意和无意的刺激所造成的一个儿童，决不能迷信复演说者所想象的一个儿童了。”
总之，人们越来越清醒地注意到，儿童的心理特点既有与原始人类相似的一面，但更重要的还有时代环境所造成的本质的不同。
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周作人为代表的儿童文学论的立论基础。
与此相一致，注重儿童文学的社会性、教育性功能已成为当时儿童文学研究者普遍关心的问题。
尤其是这一时期里，鲁迅、茅盾的卓越贡献，从根基上保证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沿着现实主义的方向发展前进，鲁迅不仅与种种扼杀儿童的现象作坚决斗争，还在他浩如烟海的著述中对儿童文学的理论建设提出了广泛的富有开拓性的意见，包括儿童文学任务、年龄心理特点、题材、语言、装帧插图，各种儿童文学体裁，儿童读物的创作与阅读，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的评介等，为我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提供了不同于周作人的一条全新的思路。
茅盾继承了这条道路，一方面总结五四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的经验和探索新形势下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另一方面又积极将苏联的儿童文学理论介绍过来作为参考与榜样，写下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富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儿童文学论。
如《给他们看什么好呢》（1933.5.11）、《孩子们要求新鲜》（1933.5.16）、《论儿童读物》（1933.6.17）、《关于“儿童文学”
》（1935.2）、《再谈儿童文学》（1936.1）、《我们对儿童给了些什么》（1938.4）、《〈团的儿子〉译后》（1946）、《儿童文学在苏联》（1936.7）、《儿童诗人马尔夏克》（1947.10）与《马尔夏克谈儿童文学》（1947.11）等，对儿童文学的方向、任务、功能、特点、题材、形式等都作了系统的阐述，它与鲁迅的儿童文学观相结合，初步形成了我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强调儿童文学的社会主义教育方向性和儿童审美的年龄特征的基本观点。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它成为一种“方向”
，那是最自然不过的了。
[载《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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