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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见某日时机正好，敌垒看似散漫无拘束，遂开城迎敌，准备大肆屠戮一番；孰料中了诱出之计，徽州竟因之而失陷了。
这还不算，人们一开始争相传说李元度殉难了。
过了许久，李元度一人自诣祁门大营，居然毫发无伤。
照说应该留营听勘，静候大帅发落的。
这人还到处义形于色地抗声争辩：当时他打那一仗有多么多么深的道理。
说穿了，还不过就是越畏罪、越要壮胆。
曾国藩偏不急着处置，李元度居然按捺不住，就溜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曾国藩召集群僚，准备拟一个折子弹劾李元度。
李鸿章跟李元度既是同僚，也共过患难，于是率领了一群要为李元度说情的幕吏，到曾国藩面前力争。
还撂下话来：“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
曾国藩道：“稿子我自己会写。”
李鸿章接着说：“如果这样，门生也就告辞，不能伺候了！”
曾国藩立刻道：“听君之便！”
李鸿章果然走了，曾国藩也果然没有留阻。
之后，李去了江西，闲居一年，适逢官军克复安庆，曾国藩由祁门移军于此，李鸿章写了一封祝贺老师建功的信。
曾国藩在回信中说：“若在江西无事，可即前来。”
李鸿章立刻束装前往，这一回，曾国藩对李鸿章益发地敬重礼遇，一切军国要务，皆与筹商。
意思似乎很明白：经过李元度事件之后，曾、李之间的歧异已经不是有无涵养气度的问题，而是人生整体价值感的扞格不入。
那不是教训或浸润可以改变得了的，在曾国藩看来，李鸿章既属可以大用之才，就不必计较这样的差异了。
第二年，江苏商人士绅们雇船到安庆来请求援师，曾国藩二话不说，像是找着了个绝佳的机会似的，着即派遣李鸿章募淮军到上海参与保商卫埠的战役。
李前脚才出门，曾便着手写了一篇密疏，盛赞李“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可胜江苏巡抚之任”
。
根据吴永《庚子西狩丛谈》所载，李鸿章晚年时曾有这样的觉悟：
我老师道德功业，固不待言，即文章学问亦自卓绝一世；然读书写字，至老不倦。
我却愧一分传授不得，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弄，其实无有根底。
曾经在同治四年至十年（1865—1871）之间厕身曾国藩幕府，而于光绪二年、三年间（1876、1877）又居李鸿章幕府的吴汝纶，对于这两个中兴名臣有贴身的观察，他说：
吾壮时佐曾文正幕，四十以后佐李文忠幕，遭际亦幸矣！
然佐曾公时，日有进益，而佐李公幕十余年，则故我依然。
何者？
盖曾公每办一事，无适莫心、无入己见，但详告事由，命诸同仁各拟一稿以进，择其最善者用之，且遍告曰：“某君文佳。”
倘皆不合，始出己文。
如有胜己者，则曰：“吾初意云云，今某君文胜吾，吾用之矣。”
即将己稿弃去。
于是人争自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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