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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梦的分析，是没有暗示嫌疑的，但却获得了与后者相同的解释。
确实，早期的梦没有那些发生在治疗过程中的梦那么清晰，在这种思想中他的矛盾的强迫症又一次找到出路，但是我对它们之间的类似感到很满意。
一般来说，我们应记住一个事实，即在精神分析产生之前，人们就有做梦的习惯。
八
很可能，发生于精神分析过程的梦与非精神分析条件下做的梦相比，能在更大程度上揭示被压抑的材料。
但是这无从证明，因为这两种情况是不可比较的，在分析中梦的运用是一些远离其最初目标的东西。
另一方面，毫无疑问，在分析中被压抑的东西提示出来，用梦要比其他方法更有效。
为了说明这一点，必须有一些潜意识的动机力量，它们在睡眠状态下比其他时间更有利于达到分析的目的。
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患者对分析者的依赖，它来自于他的父母情结；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称之为移情的积极方面。
事实上，在许多能回忆起被遗忘被压抑的东西的梦中，很难再找出可以归为梦的形成的动机力量的其他潜意识欲望。
因此，如果有人坚持说在分析中有用的梦大多是回报梦（obligingdreams），而且来自于分析者的暗示，从分析理论的观点看并无异议。
对那种情况而言，我只想就我在《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8讲）中所说过的做一点补充。
当时我讨论了移情和暗示之间的关系，并表明了我们结论的可信性是怎样受到我们感觉中对暗示操作的认识的影响。
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g）［标准版，第18卷，第18页以下］中，我讨论了关于幼年早期性发展阶段的痛苦经验如何成功地通向某种再现过程中的经济问题。
我不得不把一种以“强迫性重复”
形式出现的异常强烈的上升驱力归于这些经验——这种力量可以克服依快乐原则而施于其上的压抑——虽然不用等“治疗工作在半路上遇到它才能减轻压抑”
。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正是积极的移情助长了强迫性重复。
因此就在治疗与强迫性重复问建立了联盟，这种联盟首先是反抗快乐原则，但其最终目标是确立现实原则的支配作用。
正如在我所提到的这篇文章中所说的，常常是在这种联盟之下，强迫性重复放弃了它的责任，不满足于梦的图画形成中的压抑的回归。
九
就我目前所知，对梦指向愿望实现这一规则而言，发生在创伤性神经症中的梦才是唯一真正的例外，［同上，第8卷，第32页以下］而惩罚梦则仅仅是表面上的例外［同上，第5卷，第557页以下］。
在后一类梦中，我们碰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任何属于潜隐梦念的材料均未被带入显梦之中。
相反，显梦却出现了许多完全不同的东西，它们可能被看成是对梦念的反向形成，是对梦念的排斥和彻底对立。
这种对梦的冒犯性行为只能被看成是自我的批评性力量，因而我们必须假定，即使在睡眠状态下，由于受到潜意识愿望满足的激活，自我的批判力量亦能暂时地重新建立起来。
自我可以通过惊醒对梦的痛苦内容加以反应，但它也发现了一种方法，即通过建构惩罚梦来避免对睡眠的干扰。
例如，我在《释梦》中讨论诗人罗塞格（Rosegger）的那些著名的梦，其中我们一定会怀疑有一个被压抑的带有自大狂内容的变式存在，而实际发生的梦却对他说：“你是个无能的受雇用的裁缝。”
当然像这样去寻找一个被压抑的愿望冲动作为一个显梦的动机因素是没用的；一个人可能会在自我批评的愿望实现中获得满足。
如果我们考虑到梦的歪曲是多么经常地在稽查制度下活动，用一些对立或相反的材料代替某一特殊成分，那么就不会对这种梦的结构感到吃惊了。
这只是迈向用防御性的抵抗来取代梦的内容中特殊片断的一小步。
下一步将会导致整个显梦完全被惩罚梦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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