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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的神经症患者一样，他们对说出或听见某些特定的词和名称，表现出一种高度的情结敏感性”
（plexivesensitiveness）；他们对待自己姓名的态度，也为自己设置了许多常常是很严肃的禁忌。
我熟悉的一个塔布病患者自立一条规矩：不准写出她的姓名，因为她害怕姓名一旦落人他人之手，她人格的一部分也会被这个人所占有。
她身不由己地一味与幻觉所产生的**进行抗争，并禁止自己“放弃自身的任何一个部分”
。
这起先只包括她的姓名，随后又扩大到她的书写，直到最后，她干脆什么都不写了。
因此，对未开化民族将死人的姓名视为他人格的一个部分，并将其置于相关的塔布之下的做法，我们将不再感到惊讶。
显然，说出死人的姓名归根结底还是与死人在接触。
因此，接下来我们要谈一个更大的问题：为什么要将这种接触置于如此严厉的塔布之下呢？
最现成的解释恐怕是，尸体以及尸体的迅速而明显的变化引起了人们的恐惧。
对死者的哀悼也一定与此有关，因为它必定是所有与死者有关的事物的内在动因。
但是，对尸体的恐惧显然解释不了塔布禁制的方方面面。
哀悼也无法解释得了，为什么说出死者的姓名便是对其活着的亲属的莫大侮辱。
恰恰相反，哀悼往往是为了时刻想起死者，为了让他永存于记忆之中。
所以，一定是另有其他原因使得这些塔布习俗如此古怪，这些原因也一定是另有他谋。
正是这种附着于姓名之上的塔布，为我们了解这种尚且不得而知的动机提供了线索；而且，即使这些习俗本身仍不能完全向我们做出解释的话，我们还可以从痛悼亲人的蛮族野民对我们的亲口所言中获知。
这是因为，他们毫不掩饰他们害怕死人鬼魂的存在或返回；他们因此举行一连串的仪式，使自己避开或驱赶死人的鬼魂。
他们感到，说出死者的姓名等于是在用魔咒召鬼，他随之就到。
因此，他们竭力避免这种召鬼的做法。
他们伪装自己，为的是让鬼魂辨认不出。
他们有时给死者改名，有时给自己改名；对那些说出鬼魂姓名、惹他危害其亲属的冒失的陌生人们，他们往往是怒不可遏。
由此，我们必然得到一个结论，用冯特的话来说，他们害怕“已变成恶魔的死者亡灵”
成了这一恐惧感的牺牲品。
冯特认为，塔布的核心，正如我们在前面［第24页］已经看到的那样，是对恶魔的恐惧。
我们在此似乎证实了冯特的这一观点。
这一理论的基础是一个极不一般、乍看令人难以置信的假设，即至爱的亲人从撒手人寰那一刻起，就变成一个恶魔，他的那些在世的亲人们从他那儿只能得到敌视。
因此，他们想尽办法来保护自己，免遭他罪恶欲望的伤害。
不管怎么说，绝大部分学术权威还是一致认为，这些观点适用于那些原始民族。
虽然在我看来韦斯特马克（Westermarck）在《道德观念的起源和发展》一书中几乎从未论及塔布。
但事实上在“对待死人的态度”
一章中，他却写道：“总的说来，我所调查的事实，使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死人往往被当成敌人而非朋友；杰文斯教授（Jevons）和艾伦先生（GrantAllen）认为，根据从前的那些信念，死人的恶意一般仅仅针对陌生人，对于自己后人和氏族同胞的生活和命运，他们是百般呵护，俨如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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