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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茶马古道云南段文化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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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音乐学领域，对于音乐与文化语境的研究就从未停止过。
格尔兹曾说过“人类学写作本身就是阐释”
[1]，这无疑让我们对文化事象有了阐释的冲动。
而民族音乐学人类学派的代表人物梅里安姆也相继提出“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1960）”
“音乐就是文化，音乐家的所作所为就是社会文化（1975）”
以及民族音乐学就是“音乐作为文化的研究（1977）”
，他还指出“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学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任务是并不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把双方都考虑进去的这种特征性的办法，使其融为一体。”
[2]这强调了音乐和文化之间的关系，要求民族音乐学在研究音乐与文化时，必须将二者同等对待，不能割裂，不可偏颇。
同时，梅里安姆更具体地指出了民族音乐学家的历史使命。
“民族音乐学家是将音乐科学化的人，如果他想成功的达到这个目的，他最主要的知识显然必须是来自这两个领域。
如果没有掌握音乐方面的主要知识，就不可能研究音乐的构造；同样，如果不具有社会科学的主要知识，也不可能研究音乐的行为。”
[3]这便进一步指出了音乐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二者互为依存，同处一体。
音乐的出现，大都不可能是孤立无援的。
它总是依托着这样或者那样的环境生存、发展，甚至是消亡。
胡德曾提出：“民族音乐学是对一切音乐（anymusic）进行研究的一种方法，它不仅研究音乐本身，而且也研究这种音乐周围的文化脉络（culturaltext）。”
[4]可见，民族音乐学的宗旨始终要坚持“音乐”
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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