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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茶马古道上的马帮音乐文化，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条巨大的线性音乐文化带。
马帮音乐文化是流动的、富于变化的。
正如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单霁翔在描述我国大型线性文化特征时，“大型线性文化遗产是线状或带状的文化遗产区域，范围大，包括的遗产种类多，反映的人类活动形式丰富。
既有地域的特点，也有相互交流和交融积淀的历史；大型线性文化遗产尺度较大，可以指跨越众多城镇的一条水系的整个流域；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联系与变化，相互影响与交流，构成文化带上文化遗存的共性与特性、多样性和典型性，衍生出丰富多彩的面貌和内在的密切联系；大型线性文化遗产不仅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而且涉及巨大的经济价值和复杂的自然生态系统。”
笔者认为，茶马古道正是在这样复杂的生态环境中，由于人口的流动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的区域性的人类社会活动。
第三，马帮音乐是以《赶马调》为典型性与音乐事象的多样性相结合的线性音乐带。
倘若以俯视的视角整观茶马古道音乐事象，笔者认为，从纵向来看，马帮音乐是各民族音乐特征与茶马古道相结合的结果。
马帮音乐形成了以《赶马调》为轴线的音乐事象。
不同民族的马帮在带着本民族的身份标识进入茶马古道后，主动或被动、直接或间接的被茶马古道“同化”
。
这种“同化”
现象首先体现在音乐事象上的便是《赶马调》。
它们呈现出本民族曲调与赶马内容相结合的音乐本体特征，并在音乐内容上反映出不同马帮的人生观、价值观、爱情观以及宗教信仰。
尤其是汉族马帮数量众多的《赶马调》，其曲式结构短小、歌词内容丰富，成为赶马路上经常哼唱的曲调，也成为人们了解茶马古道的“音乐敲门砖”
；藏族马帮的赶马山歌与情卦，唱出了茶马古道对于藏族马帮的真正意义，并不仅限于商业性，更重要的是对于茶马古道终点站印度的向往，是藏传佛教信仰的直接体现。
《赶马调》是代表性的音乐品种，成为马帮音乐的音乐主体。
从横向来看，呈现出各民族交融的特性，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
通过赶马人到《赶马调》，通过《赶马调》到马帮音乐，俯视马帮音乐，它多样性的特征就在于不只有《赶马调》，而是丰富的各民族马帮音乐齐聚。
表2马帮音乐文化
在笔者调查的茶马古道云南段选点内，位于云南与西藏交界处的藏族马帮音乐显得最为独特。
一方面，德钦弦子由于其多变性、自由性的特点，不仅是藏族马帮娱乐、休闲时的最佳消遣方式，其“形散而神不散”
的音乐特点，也与茶马古道固有的系统性、多样性特征相契合；无独有偶，彝族的三弦演奏、他留人的小三弦演奏，都出现在茶马古道上，这些独奏乐器深受各民族马帮的喜爱，在马帮音乐中独树一帜。
另一方面，锅庄舞出现在茶马古道上，一来是它舞蹈动作幅度较大，对于藏族马帮而言，在繁劳的赶马生活中，跳锅庄能起到强身健体之用，身心得到最好的放松；二来则是它成为了茶马古道上多民族共同联欢的歌舞形式，体现了横向方面马帮音乐的交融性特点。
第四，马帮文化体现出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线性文化特征。
多棱角、多维度地看待马帮音乐文化，在茶马古道云南段马帮文化的生活圈、宗教信仰、民俗事象中，笔者认为，共同生活圈的形成是基于共同的生活环境，这种高度的统一性是客观条件使然，体现出了被动的妥协性特征；多种宗教信仰并存是缘于不同民族各自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他们并没有因为茶马古道的出现而减弱，反而处于共同的语境中，形成了共同的茶马古道原始信念，体现出对于茶马古道主动的适应性特征；多种民俗事象并存，尤其是婚姻制度、恋爱方式。
在云南段，出现了一夫一妻、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等三种婚姻形式，以及摩梭人的“走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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