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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更有甚者，“反战的反作用力量使20年代一切军备计划都成了可笑的事，而且在30年代末期仍然阻碍全面重整军备”
[6]。
然而，《凡尔赛条约》以及国际联盟义务使英国没能像美国那样超然。
尽管英国政府在1922年之后不愿介入法德两国之间的纷争并再次充当起斡旋者，但“一直未能说服本国或外国的舆论，当然更未能说服自己，使之相信德国并非值得担心”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英国几任首相从未逃脱一般人的看法，即他们肩负着在世界各地保护侵略行动的受害者的主要责任”
。
[7]这种国际警察的心态同“二战”
后的美国非常相似，只是“一战”
后的英国没有“二战”
后的美国那样强大的国力支撑，而且英帝国的各自治领，除新西兰外，在战后对分担帝国的防务责任毫无热情。
[8]英国学者乔治·佩登指出：“两次大战间自治领在人力和船只方面的贡献很少……自治领的存在不是一笔财富，反而是一种尴尬的处境。
至于殖民地，没有很好开发资源为己所用，还需要军队驻防。”
[9]因此，虽然战后英帝国的版图面积达到顶点，但“全球的势力并不意味着全球的实力”
[10]。
20世纪30年代中期，随着欧亚战争策源地的威胁不断扩大，英国政府在财力困难的情况下被迫进行军备重整。
1936年首次对军费作了实质性的增加，但全面扩充军备实际直到1938年才开始实施。
各军种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而激烈竞争，加深了彼此间的隔阂和矛盾。
在战争爆发时，大部分军备重整计划没有完成，各军种间缺乏整体的战略协调。
由于美国和苏联一度置身于国际政治事务之外，意大利和日本倾向于德国，所以，潜在的盟国只剩下法国和英帝国的自治领国家。
但是，法国要求英国承担中欧的义务，遭到英国和原本就对帝国防务缺乏热情的自治领的反对，这使得英国始终与法国保持着距离，直至1939年春英法两国才最终建立正式的军事同盟。
从整体上来看，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中，英国政府始终面临这样一种困境，即政策与手段之间，或者说义务与实力之间，存在无法回避的落差与矛盾。
这就导致了两次大战间的英国外交和军事战略在面对挑战时，无论是在欧洲还是远东，都显得力不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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