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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规则”
直接的后果，是造成了英国国防力量处于准备不足的状态，“用于武装部队的开支在1933年只占公共开支很小一部分（10.5%），而社会服务却占了46.6%”
[53]，政府“视供应储备、技术人员、熟练的工匠和生产潜力为无足轻重”
[54]。
在这种状态下，即使是履行《国联盟约》和《洛迦诺公约》中的义务都难以得到保证，更谈不上如果再发生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国防力量要保障本土和整个帝国的安全。
因为设想“10年之内没有重大战争”
，各军种的规模和装备水平发展滞后，与国防密切相关的军事工业也因之发展缓慢，“自1918年战争结束后，各军种的装备一直靠原有的库存，新的订货数量被减至最低”
[55]。
其次，最深远的影响是，由于长期施行这一规则，英国政府各部门思维不可避免地出现固定和僵化，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国际局势越来越紧张的情况下，英国的重整军备也缺乏应有的力度。
齐世荣先生指出：“英国政府在重整军备的过程中，突出强调经济力量的重要作用，把它比作‘第四个军种’，并以此作为压缩国防经费的理由”
，“英国重整军备不力，还由于受到消极防御战略的影响”
。
[56]英国政府官员和公众一样，对外交和国防充满了自负的乐观主义。
英国历史学者梅德利科特指出，他们“绝大多数人是孤立主义者，既相信战争能够避免，又相信应当避免”
；一些甚嚣尘上的和平团体主张，“‘为争取和平而冒险’，进一步削减已经缩减的武装力量，使那些解除了武装的国家失去重建武装力量的任何借口”
。
[57]1936年7月，时任首相鲍德温在阐释英国的军备重整问题时谈道：“对一个自由国度来说，在1934年开始不受约束地武装起来是极端困难的。”
[58]
这些思想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英国社会深深扎下了根，导致“即使‘10年规则’废止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无准备和不确定的后遗症仍没有消除”
[59]。
例如内维尔·张伯伦在1939年10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上星期的3天内，我收到了2450封来信，其中1860封是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要求停止战争……一些人呼吁，‘您以前阻止过战争，那么在我们都被推到悬崖上之前，您现在一定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而张伯伦则私下表示：“我是多么讨厌和憎恨这场战争，我从没有打算成为一名战时的首相。”
[60]
再一个后果就是导致英国各军种之间缺乏共同的战略，这在世界战争进入现代化阶段需要陆海空三军相互配合的年代是相当不利的。
就如美国学者威廉森·默里所说：“三军任何共同的战略路线化为泡影：皇家空军计划对欧陆敌手（德国或法国）进行‘战略’轰炸，皇家海军盯着太平洋，陆军则在印度边境宰杀猪猡。”
[61]
因此可以说，“10年规则”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长期处于窘境的产物，也是英国社会上下对当时国际形势持乐观主义的一种外在表现。
反过来，“10年规则”
实际又大大促进了这种乐观主义。
“10年规则”
的负面影响并没有随着它的废止而消失，实际对两次世界大战间英国的军事和外交战略甚至经济战略，都有着最直接且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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