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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随着欧洲形势的发展，英国空军的假想敌由法国变成了德国，并且以德国空军力量为参照标准，英国空军的规模一直在不断地扩大，经历了从“A计划”
到“M计划”
的发展过程。
虽然这几个计划的命运各异，但目的都是力求保持与德国的空军数量上的平衡，尤其是在轰炸机方面。
在当时，“轰炸攻击成为30年代国际事务中魔鬼化身的一部分，英国的外交政策和重整军备政策的重要方面，可以用担心遭受空袭来证明它们的合理性”
[263]。
因为时刻跟着德国的指挥棒转，所以英国没能理性地看待自身的战略需要和现实条件，马尔科姆·史密斯甚至认为此举不是着眼于打一场大的战争。
[264]由于财政限制、物资供应和人力资源短缺、政府部门与工业生产部门合作不力，以及情报工作等方面的诸多缺陷，空军的“一强标准”
不但一直没有实现，而且在战争爆发前被迫转向优先发展战斗机和注重轰炸机质量的升级，尽管后来在不列颠空战中显现出该转向的价值。
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单纯武器数量上的相等，并不能说明所有的问题。
因为战争的胜败不仅是交战双方武器数量上的多寡，还涉及诸多的因素，如武器的质量，士兵的综合素质和士气，战略和战术决策的正确与否及是否得到正确执行等等。
战争爆发时，英国对德国空军力量预计的数字基本准确，但没有看到它强大的外表下面存在许多不足，如缺乏后备力量和训练有素的飞行员。
英国历史学者理查德·奥弗里指出，直到1938年德国空军仍是纸老虎，甚至到1939年也没能对英国形成真正的威胁。
[265]英国军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则认为：“如果对手拥有更强大的力量去遏制你使用它，威慑则明显是站不住脚的。
相对德国而言，英国在进行空战方面处于严重的劣势。
英国的目标集中且处于容易被攻击的范围内，德国的目标则分散在一片广阔的地理区域。
被携带相同距离的相同重量的炸弹，相比对德国而言，能够对英国的经济以及可能对英国的士气造成更为有效的破坏。”
[266]
然而，武器数量是有形可见的，在质量相同的情况下，更多的武器数量的确能够增添更大的胜算。
对于政治家来说，这种有形的东西比抽象的概念更具可操作性，有利于政策的制订和实施，能够在外交谈判中获得更多的筹码，争得更主动的地位，对内则可以获取民众更大的支持。
1936年在亨登（Hendon）有25万人观看了空军飞行表演，公众对空袭的忧虑心理得到了一些缓解。
张伯伦据此认为：“在英国对大规模空袭展开唯一有效的反击方面，这支力量能够令人满意地向吹毛求疵的公众证明政府政策的正确性。”
[267]
另一方面，政府对德国空军的战略和机型却很少关心和研究。
“他们关心问题的方式常常是从迫切而实际的方面出发，而不是从长远和战略的角度出发”
[268]。
即使对于英国政府自身最关心的轰炸机战略的实施而言，英国空军官方史家也承认要将战略从纸面落实到具体作战行动中存在更多的困难，“对于在作战时可能会怎样，可以实现怎样的目标，在多长的距离内它们会被击中，如果它们被击中会发生什么，或者说出现伤亡的人员的情况可能会如何，这些都没有清晰的概念……最终表明，无论如何，在1939—1940年，轰炸机司令部不可能在防卫英国和反击德国方面作出任何大的贡献”
[269]。
因此，从实际的情况来看，两次大战间的英国空军的威慑战略是不成功的，它并没有真正起到威慑和遏制希特勒对英伦诸岛发起进攻的作用。
英国学者考克斯指出：“政府对空权的付出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即这是遏制德国侵略、支撑英国外交和军控倡议最合算和最实在的方法，而不是建立在这是赢得战争最合算的方法之上的。”
[270]空军的“一强标准”
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战略问题，而是被完全政治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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