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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另外，张伯伦确信绥靖政策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他作为首相的领导地位。
1937年8月8日张伯伦在给他的妹妹艾达的信中得意地写道：“首相的职务给了我一种令人惊奇的权力。
作为财政大臣，我几乎不能移动一个小石子；现在我只要伸出一个手指头，整个欧洲的面貌就会改变！”
[32]因此张伯伦打算由他本人在欧洲对德国和意大利进行绥靖，而不希望罗斯福或者其他什么人介入进来。
还必须指出的是，正如上文所说，在张伯伦看来，在作出一切经济让步、军备限制和殖民地的调整之前，必须首先解决政治问题，这是进行绥靖的最好方法。
任何其他办法，诸如罗斯福所说的一揽子解决贸易、裁军和殖民地问题的方法，都将会使英国失去宝贵的讨价还价的筹码；英国不能让华盛顿对英国的政策发号施令，美国应当在英国要求它参与的时候再参加进来。
例如，在1937年4月6日内阁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会议上，张伯伦赢得了一项同意考虑德国获得殖民地要求的决定。
英国将要求法国考虑把多哥兰[33]和法属喀麦隆移交给德国，英国将考虑放弃自己在西非的委任统治地，同时也不排除另外作出使德国获得原料的某种保证。
[34]这实际上就是1938年2月英国向希特勒提出的计划的雏形，该计划设想把英国、法国、比利时和葡萄牙在“非洲中部地区”
的领地合并为一个德国可以加入的新刚果盆地体系，并要求美国为这一解决方案提供财政支持。
[35]但是张伯伦想用满足德国获得殖民地的要求换取对欧洲安全的保证，即只有在德国同意参加一项新的《洛迦诺公约》并确实保证在中欧检点自己的行动之后，才会向希特勒提供殖民地。
正如张伯伦在1937年5月10日所强调指出的：“明智的做法是，在现阶段我们不要把〔有关殖民地的问题〕说得太死。
我们应该确切地搞清楚德国究竟准备在多大程度上满足我们在政治上的迫切需要。”
[36]因此，张伯伦在出任首相后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邀请德国外长牛赖特访问伦敦，就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举行会谈。
然而，牛赖特先是毫无热情地接受了邀请，随后又以西班牙共和政府海军的一枚鱼雷在奥兰（Oran，阿尔及利亚西北部港口）附近的水域攻击了德国巡洋舰“莱比锡号”
为由，匆匆地取消了这一访问。
[37]
另外，即使在具体的经济合作和军备限制方面，双方也存在着分歧。
在军备限制问题上，尽管张伯伦和艾登对英国重整军备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都认为决不能在德国对其他问题作出让步之前就讨论这个问题。
1937年3月11日，艾登在与美国驻英大使宾厄姆的会谈中，对英国重整军备的进展还不够大表示担忧，认为“尚不足以使英国能够冒参加一次裁军会议的风险，因为他感到独裁者们将会把这样做看成是英国虚弱的表现，并视为英国没有能力去实现他们的计划”
；在他看来，召开裁减军备的会议应该在英国完成重整军备之后。
[38]张伯伦也曾说过，能使德国放弃侵略计划的唯一办法，就是使德国确信，“它获得武力优势的努力，注定要遭到失败，因为如果它打算发动侵略，那么更强大的武力将与它相对抗”
[39]。
在经济方面，自大危机以来，英美在这一领域的摩擦也始终不断，美国的经济政策总是引起伦敦的怀疑与不满，特别是那些与帝国特惠制度利益攸关的集团，他们认为赫尔坚持降低关税的主张不过是美国谋求经济霸权的手段而已。
[40]但是美国国务院的经济顾问菲斯（HerbertFeis）却认为，“英国通过修改造成巧取豪夺和危机的限制性的橡胶和锡的生产计划”
和放宽英帝国内部的特惠关税制度，全面降低贸易壁垒，从而“会得到更多的好处”
[41]。
因此，在英美之间的经济政策还没有得到调整的情况下，要召开一个国际会议去讨论英美对德国的经济让步与合作问题，是极不现实的。
总之，在美国国会仍然坚持孤立主义立场而美国政府也重申《中立法》的情况下，在英国对美国的有效合作充满怀疑和戒心，以及张伯伦政府决心以绥靖希特勒的方式重建欧洲和平的时候，罗斯福所作出的寻求和平的姿态和召开世界和平会议以安抚纳粹德国的倡议，是既不可能使德国认真对待，也不可能得到英国的响应的。
美国和平会议计划的受挫，不仅表明了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多么不足以应付纳粹德国向世界各国提出的挑战，更表明了民主国家在面对法西斯侵略时又是多么的软弱无力。
但是，法西斯国家坚持其侵略政策，在远东，日本已将战火烧到了英美在华拥有最大利益的上海，这使美国不得不考虑与英国在远东的合作问题。
[42]与此同时，欧洲局势也未见好转，而美国又出现了经济衰退的迹象，[43]因此在欧洲事务中美国仍然希望扮演协调者的角色，这突出地反映在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SumnerWelles）为罗斯福总统设计的和平计划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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