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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罗斯福的第一天的会谈之中，丘吉尔就向罗斯福指出当前的战争和上一次大战大不相同，是一场机械化的海陆空立体战争，不能再使用人海战术。
他贬低大规模陆军的作用，主张通过战略轰炸、经济封锁、颠覆破坏等手段最终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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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美方与会人员看来，丘吉尔的一番讲话带有鼓动美国早日参战的意味。
[48]而这种推测并非虚妄，在会议期间丘吉尔曾对属下放言：“我宁可要美国宣战和6个月内不向我们提供援助，而不要加倍地援助而不宣战。”
[49]使丘吉尔感到遗憾的是，他的主要目的没有实现，“罗斯福对首相不言而喻的要求和他言语中的特别所指，没有作出答复……如果参战的建议惹恼了总统，他也没有表现出不高兴，大概他意识到，要求丘吉尔在此问题上保持沉默是不可能的”
[50]。
丘吉尔和英国军方人员大概也明白，美国政府在目前不可能作出超出西半球防御以外的举动，但英方不愿意放弃任何实现他们意图的机会，毕竟做与不做有着本质的区别。
事实上，马歇尔和斯塔克向罗斯福强调指出：“美国唯有在日本发动进攻或直接对‘其安全对美国极具重要性的地区’构成威胁时才能参战。
这些地区包括美国本土、英联邦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如被敌对势力占据即可对马来亚和缅甸构成威胁的泰国某些地区以及南太平洋上某些法属和葡属海岛。”
他们争辩道，无论如何也不能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牒。
[51]
因《大西洋宪章》的发表，大西洋会议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了军事意义，它的政治光环实际掩盖了英美双方在军事战略领域自“ABC”
会谈以来所存在的分歧。
此次会议同样没有解决这些分歧，但作为一次英国不成功地试图鼓动美国参战或是让美国接受英方战略方针的行动，大西洋会议对了解“先欧后亚”
或“大西洋第一”
战略原则确定后，英美双方在战略的具体执行上存在的不同理解有着重要的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英方人员还存有这样的观点，“尽管他们质疑我们当时的政策，他们却拿不出替代性的方案”
[52]。
一定程度上，英方的这一观点符合当时的实情，因为尽管美国与英国达成了“先欧后亚”
的战略方针，但如何在现实中去执行它，却是一个浩繁复杂的问题。
即使美国拥有与德军在欧洲大陆决战的“直接战略”
构想，但仅有战略方针，没有具体的实施方案依然是不行的。
美国军史专家路易斯·莫顿指出：“‘彩虹’计划5既不是胜利的蓝图，也不是作战行动的计划，它只是规定了战争情形下在届时合乎情理的假设基础之上的美国军队的任务和目标。”
[53]马歇尔后来谈到这次会议时坦言：“我认为对那些觉得我们一直在事先详细策划战争的人们的最好回答是事实：我们在奥古斯塔会面时竟连基本的计划都没有……我们没有准备给英国人提出什么肯定的建议。”
[54]
显然，已经历2年战争的英国比起当时处于和平时期的美国而言，在军事战略方面更具现实针对性和更加成熟，在会谈前的准备工作方面更加充分，因此在英美两国军方的会谈中占据主导性的优势。
相比之下，美国军方由于缺乏总统的政策指导，不知道何时以及何种情况下美国将参与战争，对大战略的实施缺乏更加详细的方案。
英国学者斯蒂夫·韦斯指出：“罗斯福不予指导，总是闪烁其词，期待来自质疑走向战争的美国民众的鼓励话语。
由于不公开他的战略意图，由于维持一种模糊不清的国家政策，在即将举行的军事会谈中难以取得什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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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美国参战后的一段不短的时期内，英国的战略构想成为英美两国联合作战中的主要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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