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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波兰的马勒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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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20世纪的90年代，我初次读到诗人菲野翻译的那本《跨世纪抒情》时万分震惊的心情，那是我第一次读到俄国诗人曼德尔斯塔姆、吉皮乌斯或者库兹明的诗歌，第一次听说“白银时代”
这个词。
在那个动**的年代里，多多、北岛等朦胧诗人离开了祖国，海子等也早就在一个叫山海关的地方卧轨，是这本薄薄的俄罗斯之书让我重新发现了诗歌，或者说真正懂得了诗歌。
其后是很长一段时间的诗歌荒原期，在国内根本读不到比如北岛等人的诗歌新作品，那个时代几乎荒芜了一代人的心灵，所以我开始偶尔听古典音乐，找到了一盘好像是拉赫玛尼诺夫的盒带交响曲。
这还真是“跨世纪抒情”
啊，我在荒原般的思想的边界或者首都读着这本小小的俄罗斯之书，以致后来我读到全本吉皮乌斯诗歌选时，我忍不住问的是，这是吉皮乌斯吗？怎么感觉和我读到的吉皮乌斯不太一样啊，实在是菲野那本小书给我烙下了过于深刻的灵魂的烙印了。
就是这样，我日后成了一个用菲野的尺度（那其实是我们那个时代流亡的被放逐的精神的尺度）来不断质疑我日后读到的曼德尔斯塔姆等诗歌的人。
这是一个闲话，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精神荒原最黯淡或者最烛照的一个时期的诗歌闲话。
于是那本菲野版本的《跨世纪抒情》成为我秘密的罗盘和舵，一直到现在。
当时我的朋友李克在写第一本关于中国地下摇滚乐的书，他也是菲野的朋友，他知道我喜欢菲野的翻译，特地送了一本菲野在前几年油印的诗集给我，我因此读到了菲野写的诗歌，多么熟悉的语调啊，那不正是那本俄罗斯白银时代诗选里曼氏的语调，也正是吉皮乌斯的语调，甚至是勃洛克和阿赫玛托娃的语调吗？我一下子就认出了她们。
诗神就是应该用这样的语调来说话的。
正是在1990年，我找到了这样的精神秘密的传承和发声，所以那个时候我也开始听俄罗斯的古典音乐，成为一个白银时代诗歌迷。
多年后我买到了林贤治的那本《复活的圣火》，才彻底明白了。
圣火终归是要复活的，经历了那么多晦暗的时代之重，复活的圣火就是诗歌，就是前行的力量。
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托朋友帮我买回了北岛的诗歌集《开锁》、《在天涯》、《旧雪》和散文集《蓝房子》。
也许轮回中漂泊的过客终于可以找到他的蓝房子了。
读那本蓝色封面的《在天涯》的时刻，我觉得我听到了诗歌不同的声音，而这样的声音不经历漫长的旧雪是无法被听懂的。
这让我对诗歌有了新的认识和期待。
2011年秋天，我才第一次见到了回国探亲的北岛，我拿出这本《在天涯》请他签名，诗人好像吃了一惊，问我怎么会有这本很少见的诗集。
他说这本诗集的封面设计是他最喜欢的，那种灰蓝的流亡的蓝色。
在这个时刻，我开始从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中出来，听马勒的音乐。
听与俄罗斯完全不同的音乐，反而让我越来越多地想起菲野那本的书名——《跨世纪抒情》。
马勒的音乐的抒情，“让我们相逢在日落时分”
。
这是我真正进入音乐的开始。
我这样开始了我的马勒之旅。
我的第一张马勒的唱片是拿索斯公司的平价碟，维特指挥波兰国家乐团的马勒“交四”
。
不知道我为什么对这个波兰指挥家有那么大的马勒信仰，我买全了他的马勒录音，好像马勒就是一个百分百的波兰人。
我想我这个选择会气死一大批马勒爱好者和马勒专家。
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在内心里很抗拒伯恩斯坦在DG公司录制的那些著名的价格昂贵的马勒唱片，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对伯恩斯坦的马勒生不起欢喜心，觉得他的马勒肯定不是马勒。
现在想起来也许完全是一种骨子里的俄罗斯情结作怪，我觉得美国人是无法演绎好马勒的。
不过卡拉扬的马勒我当时为什么也没有买呢？这是个谜啊，我曾经那么喜欢卡拉扬，当年我可是非他的唱片不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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