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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圣人之学”
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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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在北京宣扬以成为“君子”
为核心概念的“圣人之学”
，但是其所谈论的范围不出于对一个人“内心”
的修养工夫。
这样的说法，或许对个人有“变化气质”
的功效，但能否因应当时国家社会的问题呢？虽然，就阳明自己与其门人来说，在“一心运时务”
的理论下，只要能够常存“无私欲之心”
，自然可以经纶天下。
但显然这个说法没有得到太多的认同，北京大多数的士大夫仍然将阳明思想视为一个人式的修养理论罢了。
而到了南京，阳明的这套思想受到其过去友朋的质难，也因此对其思想产生无形的推动力，促使阳明深化他思想的广度与高度。
然阳明究竟在遭遇什么样的质难后，而能扩展其“圣人之学”
呢？这个思想深化的历程必须从其在南京时期的遭遇来说明。
（一）南京时期的“门户之争”
由于朝政日非，无形的政治打压又接踵而至，阳明心中极欲致仕回乡，但由于家人的反对，不能如愿。
正德七年十二月（1512），阳明升任南京太仆寺卿，任官地点在距离南京一百四十里的滁州，掌管马政；再于隔年四月升任南京鸿胪寺卿，掌管宾客仪节等事。
事实上，这种明升暗贬的情况，对于阳明来说，可谓五味杂陈，因为一方面可以远离北京政治上的斗争，但另一方面，又无法对国家有实质的贡献，唯一能做的就是怀抱着“学术”
的热忱，宣扬他所体悟到的“圣人之学”
。
阳明在北京时，虽然汲汲于宣扬他所领悟到的“圣人之学”
，但回响并不明显。
到了南京之后，面临更大的挑战，因为相对于北京而言，南京由于远离政治的中心，政治的影响力不如北京那么大，故士大夫官员们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来谈文论道。
他们一般活动大都群聚在一块，组织会社，诗文酬唱，如“瀛洲雅会”
之设，黄佐（字才伯，号泰泉，1490—1566）记云：
弘治中，南京吏部尚书倪岳、吏部侍郎杨守阯、户部侍郎郑纪、礼部侍郎董越、祭酒刘震、学士马廷用，皆发身翰林者，相与醵饮，倡为“瀛洲雅会”
，会必序齿。
正徳二年七月，吏部尚书王华、侍郎黄珣、礼部尚书刘忠、侍郎马廷用、户部尚书杨廷和、祭酒王敕、司业罗钦顺、学士石珤、太常少卿罗玘，复继之，皆倡和成卷，以梓行于时。
[61]
从此记可以看出此会社的成立有北京会社的影子，如杨守阯的哥哥是杨守陈，而正德二年的会社成员，其中四人[62]就为阳明所熟悉。
可以说阳明到了南京，通过其父过去在此地的人脉关系[63]，应该会受到不差的照顾，心情上也应比在北京之时好才是，但事实却不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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