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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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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谢廷杰与徐栻两人都认为过去从祀标准之一的“崇德报功”
之“功”
应是“政学合一”
的内涵后，扩大了传统的祀典含义。
相较之下，强调阳明“事功”
的表现，成为与另外两位（陈献章与胡居仁）被提名从祀者非常不同的条件。
本文通过嘉靖本与全书本《年谱》内容差异的对勘，发现钱德洪等人为了阳明从祀孔庙的目的，在全书本《年谱》中，将阳明事功、思想与行履的叙述往符合当时从祀标准的方向修改与塑造。
总的来说，有关阳明事功的描述，一方面是尽量不犯当时的政治禁忌，也不牵涉太多政治上相关的人物，对于功绩也是尽量低调，不予人有夸耀阳明建立“不世之功”
的感觉；另一方面对于外界的批评与质疑，则用种种理由来回应与平反。
但最终导致对阳明事功建立过程的描述是语焉不详的，并且加入太多辩解之词。
另外，阳明的《大学》思想本应是两版本《年谱》中的主要内容，但由于在王门内部牵涉何谓“正统”
解释的问题，使得其学术思想的形成与演变反而无法有一逻辑且明确的叙述；只能通过钱德洪的按语来表明阳明的“大学观”
是圣人之学，其“致良知说”
是简易明白的，而这个说法实与谢廷杰的奏疏内容若合符节。
最后，将长久以来社会舆论对阳明有所质疑的观点，通过种种巧妙的文字改写与说法隐讳起来，使得看《年谱》之人所接受到的阳明形象，不但是“文武合一”
，且是行履端正、不愧屋漏的，亦是达到程敏政所要求的“无疵于公议”
从祀标准。
因此，在往后有关阳明的传记中，不论是官方撰述抑或是私家著述，对阳明的生平事迹与形象都只能有一种想象。
全书本《年谱》中的王阳明是一个“合格”
于当时从祀标准的“真儒”
，而不是阳明自己所认为的“自反不缩”
“虽千万人吾往矣”
的“豪杰”
。
为了从祀孔庙的目的，钱德洪不惜委曲隐讳地修改其师《年谱》内容的做法，让笔者想起他曾给其弟子信中的一段话。
他说：
昔人言：“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
吾党金针是前人所传，实未绣得鸳鸯，即哓哓然空持金针欲以度人。
人不见鸳鸯而见金针，非徒使之不信，并愿绣鸳鸯之心亦阻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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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氏的原意是王门弟子与后学们想通过阳明的“金针”
（良知说）来度人，但自身却从未绣出过鸳鸯（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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