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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联合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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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风云际会，对戊戌后政局早已深怀不满的趋新势力趁机纷纷跃起。
经元善的一番话，表达了他们的共同心声：“堂堂中国政府，惑邪启衅，无事自扰，以至宗社为墟，此上下五千年历史所未有，逆藩权奸之肉，其足食乎。
此后欲望支那自立图存，全在国民联群一志，并胆同心。
舍此外，无可救药之仙丹。”
[1]至此，甲午以来兴起的民间救亡运动将清政府从寄望对象中剔除，以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林圭、汪康年等人为轴心，围绕兴中会、保皇会、正气会、自立会及中国议会，形成宗旨、渊源相互交错的派系，在反清变政共识与政见利益分歧的交相作用下，结成既合作共事又角逐争雄的复杂关系。
正如自立军不是保皇会勤王的主力正军一样，自立会也不是保皇会的政治附庸。
纵观当时中国政局，以唐才常为代表的长江趋新势力处于反清联合阵营的中枢地位。
唐不仅首先提出长江、珠江并举计划，主张大合维新各派，而且广泛结纳湘鄂江淮乃至川豫、皖、赣的维新志士与会党豪强，在革命与保皇两派之外自成一大“革政”
势力。
保皇会视长江为呼应偏师，唐才常则不自甘偏裨，他在政治上呼吁各派求同存异，组织上坚持联合共举，因而能够独树一帜，赢得普遍支持。
正气会、自立会的宗旨与办事方略，既反映出它们外受兴中、保皇两会的牵制影响，内有政见分歧的派别个人，又表达了革新志士的普遍共识。
以勤王求自立兴民政，是一个能够最大限度凝聚革新势力的政纲。
唐才常劝说“孙康两派，亟宜牺牲小异，同力合作，如保皇或排满名词，皆可摒弃”
[2]，的确是时势所趋，不应仅仅从革命与保皇两极对立的是非来评价指摘，而要认真考虑其合理性与现实性，特别是促成联合大举的积极作用。
唐才常等以勤王名义号召团聚趋新反抗势力，而以变帝制为民政为政治目标，准备举光绪为总统甚至另选他人，明显具有反清和反对皇权的意向，既不同于康有为的保皇拥帝，也有异于孙中山的排满革命。
推翻后党专权，正是其救亡图存，革新变政的首要一步。
而欲达此目的，“必大合而后能办妥”
[3]。
这与当时多数革新志士的想法不谋而合。
汪康年一派的夏曾佑认为：只要宪法上规定，“凡满人所得之权利，汉人均能得之”
[4]，便可以填平革命、革政两派的政治鸿沟，达到联合对清的目的。
唐才常的大合方略，组织上体现为外联保皇、兴中两会，使之援助长江举义及联袂响应于两广，内聚长江各地的反清革新力量，促使政见策略千差万别的派别个人携手共事。
后人看来自相矛盾的宗旨，不仅构成正气、自立会内部各派合作的基础，而且赢得孙中山、梁启超对其中枢地位的承认与支持。
对于联合大举，革保双方的态度并非截然对立。
一贯灵活务实的孙中山始终态度积极。
他从来主张“联络四方贤才志士”
[5]，早在1895年筹划广州起义时，就努力争取维新派的支持，邀请康梁及陈千秋等加入农学会。
1897年从欧美返回日本后，又主动函邀梁启超赴日“同商大事”
，并设法了解经康有为首肯的“中国群贤之公意”
[6]。
陈少白、区凤墀等也与康派的何树龄、张玉涛等有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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