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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治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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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的回忆录都说军国民教育会是一个排满革命组织，而撰写者又大都是该会会员或当时的留日学生，如刘揆一的《黄兴传记》、陶成章的《浙案纪略》、秦毓鎏的《自书履历》、李树藩的《甲辰拒俄义勇队与长沙之革命运动》、苏鹏的《柳溪忆语》以及王辅宜的《关于军国民教育会》等，其中说得最明确的是冯自由的《革命逸史》：
军国民教育会与义勇队性质不同之点，后者属于拒俄御侮，而前者则属于革命排满，此其宗旨悬殊者也。
义勇队既解散，学生之卑怯者，以畏惧政府干涉，不敢再预闻政治运动。
湖北学生王璟芳因举发义勇队志在革命有功，清廷嘉之，特旨赏给举人。
叶澜、董鸿祎、秦毓鎏诸人不为少屈，乃于癸卯夏间发起军国民教育会，群推秦毓鎏起草立会意见书。
……军国民教育会成立时，以本身性质属于秘密团体，须预防破坏，且须计之破坏后之安排，故定名颇费斟酌。
而招收会员，概取严密，人数不多，咸能恪守规章，保存机要。
开会无定期，会场无定所，故自癸卯成立起至乙巳合并同盟会止，迄未破坏。
……更推举同志返国分省运动起义，名曰运动员，黄轸、陈天华即被派回湘之运动员也。
[1]
关于军国民教育会的性质，早在60年代，金冲及、胡绳武先生即作过考证，指出在秦毓鎏等人发表改变宗旨意见书之前，军国民教育会不是一个革命组织。
[2]但该文似未引起充分注意。
由于将引起的组织解体仅认作成员分化，以为团体依然存在，并朝着革命方向转化，而此后海内外多数著述仍沿用旧说，张玉法便将该会列入《清季的革命团体》。
直至近年，误说还被一再重复。
因此，全面核实误点，深入揭示误因，就显得很有必要。
1903年5月11日，学生军正式改称军国民教育会，当日大会通过的《公约》明确宣布宗旨为：“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
《临时公约》亦称：“此公约之目的在拒俄。”
[3]军国民教育会派遣运动员归国，并不是为了发动革命，而是募捐筹款，联络同人，两位特派员的使命更是向清政府及袁世凯请愿。
这样一条上层路线，遭到上海军国民教育会的反对。
“学生军之出现也，热心如沸，而种族之界辨未明，欲运动伪廷与之共事。
故特派员至上海，述前途方针，演说于爱国学社。
吴敬恒首反对之。
军国民教育会之募捐启，亦为《苏报》所齿冷。”
特派员北行失利，清政府诬指学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
，《苏报》案的严酷事实以及上海同志的尖锐批评，才使“会中方针渐变，受伪诏之激刺，电召特派员还东”
[4]。
像王璟芳那样甘愿做清朝顺民的人，决不会列名于一个革命团体。
7月5日大会上，他公然声称“大清不可背负，政府不应乱诋”
，煽动退会。
“演说者曰：‘何故除名？’王曰：‘不同宗旨故。
’演说者曰：‘何以不同宗旨？’王曰：‘本是拒俄，变为排满，我所以除名。
’”
[5]并于会后将意见书送交总监督汪大燮。
此外，曹汝霖等政府派学生也为该会捐了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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