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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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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戊戌学会及预备立宪以后的社团相比，这一时期的社团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民间性质，很少官方色彩；二是其成员以新知识界为主体，士多绅少，而且绅也主要是与文教新闻事业有关之人，商或与商、官关系密切的绅较少介入。
清代鉴于明末士林结社干预朝政，造成政局动**，党争激烈，因而严禁集会结社。
顺治九年、十七年，曾两度下令，规定：“诸生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
并制定出严惩重罚律例，“以后再有这等的事，各该学臣即行革黜参奏。
如学臣隐徇，事发一体治罪”
[1]。
此后士林中只有以文会友聚合，远离时政。
戊戌维新运动中，维新派冲破禁令，在各地举办了几十个学会，但他们提出兴绅权以伸民权的口号，依靠官绅的政治影响，与清中叶后地方士绅势力抬头的趋势相吻合。
不久，政变发生，清廷再度明令严禁党会，大兴党狱。
庚子勤王失败，党狱再起。
辛丑以后，清廷虽然恢复新政，却未开放党禁。
1904年，商会获得合法地位。
此后，绅商的立宪及地方自治团体大量组建，迫使清廷于1909年制定结社集会律，承认其合法性，但对学界结会仍予禁止。
绅或绅商大量介入社团组织活动，既反映了自身实力的增长，又与当朝执政态度政策的张弛密切相关。
而1901—1904年间出现的新式社团，并未得到官方许可，而是趁清政府的社会控制相对松动之机，顽强地自我生长，争取生存和发展空间。
由以士为主的开明士绅和学生组成的社团，与得到官方承认或鼓励，以绅商或绅为主体的社团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
首先，前者侧重于自由平等的理想追求，而后者侧重于实际利益与权力的争夺控制。
因此前者以输入文明、培育国民为主要目标，大都从事教育宣传活动，很少介入权力竞争。
后者则试图通过结社达到分享权力的目的，不仅继续保持对基层社会权力的垄断，而且借兴民权之名扩张绅权，参与地方乃至中央政权。
其次，前者努力成为全体国民的代表，较少群体私见，后者则首先表达和维护本群体的意愿，甚至不惜牺牲其他群体的利益以实现其目标。
前者反对皇权官权，争取民权，对上要求民主，对下代表民意，社团内部也实行民主制。
后者则对上分权，对下集权，担心实行普遍民权反而会威胁其既得利益。
内部组织受派系个人力量均势的制约，但权力来源更多地决定于地位、声望、财富及社交等因素，并非组织成员意见的向背，因而权力分配只是派别与个人权力资源强弱多少的反映。
再次，前者明显具有对抗官府离异朝廷的意向，后者则与官府朝廷保持既相互依存又明争暗斗的关系。
前一类团体声称：“中国之不振，由于民族之不能自治，民族之不能自治，由于历代伯天下者之阴谋涣此自治体质于无形，夫善后可以操纵自如，逞其私欲，所谓莫余毒也。
已降至今，吾民人几不识自治。”
[2]矛头直指官府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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