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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倚重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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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怎样看待读书人，是判断他与国内知识界的关系首先应当澄清的问题。
不少人根据朱和中的《欧洲同盟会纪实》，认为直到1904年年底，孙中山仍对读书人抱着轻视的态度。
朱和中的回忆说：“总理问我辈主张革命，其进行方法如何。
我以更换新军脑筋，开通士子知识为言。
总理不以为然，谓秀才不能造反，军队不能革命。”
双方反复争论三日夜，最后朱和中表示：“革命党者最高之理论，会党无知识分子，岂能作为骨干？先生历次革命所以不成功者，正以知识分子未赞成耳。”
“必大多数知识分子均能赞成我辈，则事半功倍矣。”
终于使孙中山改变了态度。
但事隔不久，孙中山因盟书被窃，又迁怒于全体留欧学生，说：“我早知读书人不能革命，不敌会党。”
[1]照此看来，孙中山对读书人是疑忌重重，不予重视。
事实果真如此，在此之前孙中山当然不会主动争取知识界，也就不可能从积极意义上考虑双方的关系了。
但是，参照其他资料，朱和中的回忆似不足以全面反映孙中山对知识界的态度。
首先，孙中山自己就是一位读书人，在檀香山、香港等地受过系统的西式教育，又努力学习中国文史，一生酷爱书籍。
在其早期的几篇著述中，已经把教育和读书人与国家的兴衰存亡直接联系起来考察。
他认为，中国“不识丁者十有七八，妇女识字者百中无一”
，因而“虽多置铁甲，广购军装，亦莫能强也！”
主张广设学校，“使天下无不学之人，无不学之地”
。
他批评时人徒羡欧美诸国多善政，强调泰西国强民富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国多士人”
[2]。
这种认识后来体现到兴中会的组织原则中去。
该会章程规定：本会干部必须是“品学兼优，才能通达者”
[3]。
其领导者和骨干主要是知识人。
像杨衢云等人的辅仁文社，本来就是一个新学人士的组织。
特别是史坚如这样出身正途的少年英俊投身革命，令日本人士群相推重，给孙中山留下深刻印象。
他与朱和中等人争论时，即“列述史坚如、陆皓东诸人之学问以证之”
。
其次，孙中山很早就把联络知识界作为兴中会的组织方针。
该会成立之初，便主张“联结四方贤才志士”
[4]，还主动提出与维新派合作，共谋大业。
广州起义前，孙中山拜访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声称将以康有为、吴瀚涛、曾广铨等人为统领，[5]至少有借重其声名之意。
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海外，从1898年起，与为数不多的留日学生建立联系，促使其中不少人成为反清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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