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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翘首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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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至1904年，国内学界反抗专制的风潮此起彼伏，接踵不断，波及全国十几个省份的各级各类学堂。
清政府对此极为不安。
张之洞视察京师大学堂时，“在座中所论，深以学界风潮为忧，谓庚子时此风尚不过汉沪一隅，乃不过三年，已遍大陆，可畏实甚。”
[1]到1904年年底华兴会起义失败及万福华事件后，国内政治风潮渐趋平静。
《大陆》杂志载文《革命狱与谋刺案之影响》论道：“湖南革命狱始兴，学界骤为之谙，上海谋刺案继起，政界大为之惊。
……连日枢府与管学大臣互谒密商，颇耸观听。
各学堂学生骄态锐减，有失其常度者。”
[2]在高压与腐败的双重刺激下，1904年年底至1905年再次出现国内激进学生的东渡热潮。
许多拒俄运动中归国的留日学生在国内无法立足，也纷纷重返日本。
两年内留日学生总数从1300人激增至8600人，除甘肃外，各省均有大批学生留日。
本来清政府派遣留学生，意在巩固和改善其统治基础。
然而，数千中国学生聚集日本，在东京形成一个政治活动中心，为同盟会的成立提供了有利条件。
1903至1904年年初，留日学生的革命倾向一度有所削弱，原因之一，激进分子大都归国运动革命，各省同乡会所办刊物又相继停刊，因而影响了对留学界本身的宣传。
原因之二，大批新到学生良莠不齐，特别是清政府所派学习政治、警务者，多为保举的官绅，名为学生，实则游历，使留学生的成分发生较大改变。
1904年，仅在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就读的官绅即达300人，占留日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
[3]“其游学也，多含有保举之目的，故人类不齐，棍骗及宿娼之事，所在多有。”
[4]《大陆》杂志说：“三期为官费生最多时代，如山东，如两湖，如四川，动派数百人，其人非纨绔即腐儒，大都舍图功名富贵以外无他志。”
[5]1903年年底俄事风云再起时，留日学生仍有200人集会，准备重编义勇队。
而日俄开战后，“东京留学生之归国者接踵于途，其在留者则足不敢出户，迥异曩昔者慷慨激昂奔走号召之态矣。”
[6]连清驻日公使也说：“近年此间留学生多知向学，较前安静。”
[7]这种情形引起国内一些报刊的尖锐批评。
然而，留学生身处海外，耳濡目染文明社会风尚和自由民权思想，有感于时事的刺激，国家民族意识迅速增强。
1904年，国内收回利权运动兴起，留日学生遥为响应，如反对湘绅张祖同私售开济轮船公司与日人事，皖抚聂缉规出卖皖省15州县矿产事，粤汉铁路废约事，严拒德国要求江苏狮子山作练兵场事，潮汕铁路案，川汉铁路自办事，峻拒法人要求在蒙自等地设立民政厅事，俄兵在沪杀害周生有案等，或通电抗议，或募捐筹款，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时编有《东京留学》歌唱道：“留学生留学生，光辉灿烂留学生，少年人少年人，文明古国少年人。
祖国有我生颜色，为国为民是天职。
我为祖国增光荣，敬业乐群进无穷。”
[8]
不过，由于学生成分改变，立宪倾向重新抬头。
胡汉民曾对这个时期留日学界的状况做过一番概括描述：“其时学生全体内容至为复杂，有纯为利禄而来者，有怀抱非常之志愿者，有勤勤于学校功课而不愿一问外事者，有好为交游议论而不悦学者，有迷信日本一切以为中国未来之正鹄者，有不满意日本而更言欧美之政制文化者。”
“杂糅以上种种分子，而其政治思想则可大别之为‘革命’与‘保皇立宪’两派，而其时犹以倾向‘保皇立宪’者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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