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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怀柔远人》的史学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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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怀柔远人》的史学启示[1]
中国有句古话：“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
胡适曾据此提出一种历史观：许多足以开新局面的事物，“当其初起时，谁也不注意。
以后越走越远，回视作始之时，几同隔世！”
[2]1793年访华的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或许就是这样一类的事件。
这一在当事人（至少是清朝当事人）看来并非特别重要的偶然事件，后来却引起西方史家的密切关注，产生出各式各样的诠释。
各家比较一致的是都将此事件与半个世纪后的中英鸦片战争及再以后众多的中外冲突和不平等条约联系起来考察，从后来的结局反观作始之时，的确有“几同隔世”
的感觉。
具体到对马嘎尔尼使团的诠释，占主流也比较不那么牵强的看法是一个为贸易所驱动的英国之（帝国主义）扩张与一个傲慢且自视为世界中心的中华帝国相遇并（因文化误解而）发生冲突；由于（顽固的）清廷与英使在是否按常规朝贡方式行三跪九叩礼这一问题上的争执，使团最后以失败告终。
此事的失败体现了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漠视和无知，最终导致了对中国极为不利的后果。
与西方学界对此事的关注相比（除通俗读物外至少已有好几本专书进行研究），中国学者对此似乎更多取存而少论的态度，文章不多（且以泛论即“评价”
为主），第一部（似乎也是唯一一部）研究性专著是朱雍的《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
[3]朱雍的著作是在大量中英文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他的结论是：马嘎尔尼使团虽以失败告终，却是“一次颇有收获的失败”
。
朱雍修正了过去认为清朝对外政策是“闭关自守”
的观念，而提出“限关自守”
的新见解（因为毕竟广州关一直是开放的），并指出这一政策的效用在早期尚不无可尝试之处。
但他指出，到1793年马嘎尔尼访华时，乾隆帝仍“以限关自守的政策，狂妄自大地拒绝一切外交要求，尤其是合理的要求，就显得相当幼稚，相当顽固，相当可笑”
。
由于乾隆帝“拒绝同英国特使进行认真的谈判，结果问题还是问题，最后竟然由鸦片战争来解决。
这不能不说是乾隆的限关自守政策的可悲结局”
（朱著304~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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