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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可以通过某种客观的意义脉络及其已经得到评估的、客观的或然性，来考虑这种手段-目的关系。
通过对类型进行适当的选择，就有可能把与手段-目的关系有关的、客观的意义脉络，当作某种主观的意义脉络来对待，进而有可能把客观的或然性当作某种主观的或然性来对待。
解释者所遇到的问题越具有普遍性，情况便越是如此——在这些情况下，真正的原因动机都是与相关的、具有类型性的目的动机相对应的。
正因为如此，所以，理解的社会学更偏爱各种合理性的行动类型——而且，就这一点而言，绝不仅仅是理解的社会学才是如此。
非理性的行动（也就是说，那些其目的或者手段都是含混不清的抑或不确定的行动）是被当作合理性行动的某种变异函数来解释的。
而这样的解释则是通过首先假定某种合理性行动类型，然后再对它那些目的动机进行某些更改来进行的，其结果便是形成了某种异常的类型。
我们必须牢记下列事实，即社会学所关注的首先是各种社会互动过程，而后者则包含着一些相互的、使对手段和目的的计算过程在其中发挥相当大的作用的取向过程。
恰恰是由于这种计算过程所具有的核心地位，所以，合理性行动对于理解的社会学来说才变成了一个如此重要的概念。
不过，这无论如何都绝不意味着，理解的社会学对非理性的行动是视而不见的。
韦伯就曾经再三强调指出，后者也同样是社会学的主题的组成部分。
比如说，他那些有关宗教社会学的著述，便对诸如非理性行动、情感性行动和传统性行动这样的范畴进行了颇具典范性的运用。
我们必须把这种对合理性行动类型的偏爱，与理解的社会学所谓的“合理性方法”
明确地区别开来。
社会学是不可能主张只有它才拥有和使用合理性方法的。
所有各种真正的科学的方法论都是合理性的——就像它们所做的那样，这既包括使用形式逻辑，也包括各种解释图式。
所有各种真正的科学都要求其全部命题具有最大限度的清晰性和明确性。
诸如非理性的科学这样的东西是根本不存在的。
我们永远都不能不重申下面这一点，即韦伯的社会学方法是一种合理性的方法，因此，绝不能把理解的社会学所采取的立场与狄尔泰的立场混为一谈——后者是用另一种建立在各种形而上学预设前提和积习难改的“直观”
基础之上的所谓“解释性”
科学，来对抗合理性的科学的。
的确，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有关这样一种理解的科学的假定，是从不断破除人们以往在合理性的具体科学和对活生生的人类经验的理解过程之间设立的各种障碍的过程之中产生出来的。
但是，那些倡导这种新的研究方式的人却忘记了下面这些方面，即生活和思想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因而即使当科学以生活作为其研究主题的时候，科学依然是一个与思想有关的问题。
因此，它既不能把自身建立在某种含混不清、混乱不堪的移情作用基础之上，不能把自身建立在各种价值方面的预设前提基础之上，也不能把自身建立在各种缺乏学术严格性的描述过程基础之上。
韦伯之所应坚决主张通过各种社会科学获得的知识都具有客观性，其关键就在于这一点，也仅仅在于这一点。
因此，正是韦伯才第一次把理解的社会学提升到科学的层次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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