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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印，下面是“尼努尔塔-纳赛尔之子贝尔苏努”
的印。
从上述文件原文可以看出，它根本未说到穆拉树商家及其代理人承包税收，并利用此权力去进行搜刮的问题。
所以，《世界通史》的结论仅是一种推测，而且是极不可靠的推测。
文件反映的情况很可能是穆拉树商家从事高利贷活动带来的后果。
因为从事高利贷是该家族的重要经济活动内容之一。
其次，关于波斯帝国是否实行过包税制的问题本身也是值得怀疑的。
因为，如果波斯帝国实行过包税制的话，为什么古代波斯留下的大量行政文件未曾讲到包税制？为什么希罗多德等古典作家虽然说到了波斯帝国的赋税问题，却也只字未提包税制？为什么不仅在穆拉树商家的为数众多的档案文件中，而且在与穆拉树同时代，或比穆拉树商家活动更早的埃吉贝商家的档案文件中均未说到承包税收的事？为什么在帝国其他地方的行政文件、私法文书中也均未说到包税制？有鉴于此，我们不能不对波斯帝国是否实行过包税制的问题提出疑问。
事实上，若干关于波斯帝国的研究著作对此或者保持沉默，或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公开否定波斯帝国实行过包税制的说法。
丹达马耶夫就明确认为，波斯帝国并未实行过包税制，穆拉树商家未曾承包过税收。
既然波斯帝国未曾实行过包税制，那么，波斯帝国的赋税是如何征收的呢？丹达马耶夫认为：“征税的责任由萨特拉庇（即总督）、诺马尔赫（古代埃及的地方行政长官）、市长和农村长老承担，而在位于强国边境的行省，则由部落领袖承担。”
[6]
若干资料证实了丹达马耶夫的论断。
例如，色诺芬的《长征记》在说到小居鲁士时写道：
还有，每当看到一个人治理事务公正精明，不但能治理好辖区，而且能上缴税收，居鲁士从不解除他的职务，而总是要扩大他的疆土。
结果是他们乐于努力工作……[7]
色诺芬在其另一本书中说，波斯帝国有两种官吏，分别管理军事和民政。
一种官吏负责管理居民和劳动者，并向他们征收贡物，另一种官吏统率军人和守备队……如果指挥官能保持农地安宁，而文职长官使土地荒废而人口稀疏，指挥官就要谴责文职长官。
因为大体说来，如果土地耕种得不好，就不能维持军队的开支，也不能收缴贡物。
在派有总督的地方，总督要同时照管好这两种事务。
[8]
这也说明征收赋税是行政当局的任务。
在《大流士一世关于马格涅西亚的希腊神庙的指示》的敕令中大流士批评自己的地产管理人私自征收了本应由行政当局征收的捐税。
[9]
在伪亚里士多德的《经济论》中也讲到地方行政当局直接征税：“波斯王传令卡里亚的僭主马约索鲁斯输款纳贡时，马约索鲁斯把国内最富有的人召来告诉他们波斯王要求贡物，而他本人则可以免交。
于是一些得到授意的人即刻答应纳贡，还当场呈报每人应付的数额。
这样一来，那些富有的人部分碍于体面，部分出于惶惧，只得应承下来。
结果实际献出的款项远大于应交数额。
[10]前面说到的让吕西亚人纳固定人头税的事也是由行政当局出面征收的，而非由包税人征收的。
但行政当局又是如何去征收的呢？有资料说当时有专门的税收征收人，可能是由他们去征收的：
BEIX75：
税收征收人普呼尔之奴隶胡恩查拉尔和沙姆拉姆之子纳麦尔，根据曼努斯坦的委托和印章，从穆拉树的后代恩利尔-苏姆-伊丁之手获得阿塔薛西斯统治第40年住在印度人居民点的拉巴沙之子卡尔杜苏的弓的份地、提尔-扎巴吐地方的努拉纳布之子马尔都克艾提尔的弓的份地、（住在）提尔-扎巴吐地方的属于苏沙努队的尼丁吐贝尔之子贝尔-阿布乌祖尔和比特伊利努利的弓的份地的征收给国王之家的全部税收的一半和3.5明那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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