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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这样观看着，思念着，在燕南园66号周边徘徊。
一次又一次地在先生门前停住脚步，久久地盯着那把铁锁。
我的目光停留在二楼的窗户，窗紧闭着。
窗下有先生的工作室。
他的巨著《西方美学史》是在这窗下写的，巨译黑格尔《美学》三大卷、维柯《新科学》也是在这窗下译的。
另外，不可忽视的是，先生每天在这窗下阅读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的信件，并且一一地写回信。
我给先生约莫寄过十几封信，另外还有我的文章，其中有一篇为《审美——文艺的社会职能》（发表于《边塞》1980年第3期），这是我的美学处女作，先生回信说“拨两个小时，为你修改这篇文章”
，这文章，我想也是在这窗下改的。
先生寄给我的信函中，有时也夹有一些供我学习用的资料，其中有一份译稿，是先生新近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译稿，共四页，1600字。
先生时年过八十，握笔的手发颤，字写得歪歪扭扭，但很工整，没有涂改，想是誊清的。
第四页上还有先生画的一张表，用大括号、小括号等符号表述人对世界的掌握是怎样的一个体系。
记得1989年我去复旦大学看望蒋孔阳先生，说起我手头还有朱先生的这篇译稿，蒋先生说，这太重要了，让《复旦学报》发表吧。
于是，我写信给奚今吾先生，询问可否发表先生这个译稿。
奚先生让朱光潜先生的侄子朱式蓉给我回信。
式蓉信中说，伯母同意发表。
于是，我将朱先生的译稿抄了一份，寄给了蒋孔阳先生，并附上我写的一篇说明文章，介绍此译稿的来历和我学习的体会。
朱先生的译稿和我的说明，发表在《复旦学报》1989年第4期上。
先生晚年，每天除了要拿出一些时间接待青年外，还要花差不多两个小时给那些向他求教的青年写信。
《朱光潜文集》第十卷，是书信卷，这卷中的信，绝大部分是他晚年给青年们写的。
那时，没有电脑，全是一个字一个字，用钢笔在纸上写的。
那时也没有伊妹儿，那信需要跑邮局一封一封投进邮筒去。
先生太辛苦了！
望着燕南园66号二楼的窗户，想象着窗下先生伏案写作的情景，心中涌起一股热流，泪水涌出来了。
我在燕南园66号周围转着，转到屋后，这屋后连着厨房，这使我想起朱光潜先生在家里宴请我的情景。
那是1983年夏，估摸是8月。
我去哈尔滨参加一个会议，计划归途在北京停了停，去燕南园看望朱先生。
我将这计划告诉时在北大做访问学者的朱式蓉教授。
这天大约是上午十点多，我来到了燕南园。
朱先生偕同朱式蓉已在等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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