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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程序好像是从实际的具体的，即实在的前提开始，举例来说，这样就要从人口开始，因为人口是全部社会生产的基础和主体。
不过如果考察得较仔细一点，这种程序却是错误的。
例如，假如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种抽象品。
再假如不知道例如雇佣劳动，资本之类为阶级所依据的因素，阶级也就成了一个空洞的名词。
再如资本，它依靠交换、分工、价格等，假如没有雇佣劳动，没有价值、货币、价格等，资本也就没有。
从此可见，如果我从人口开始，那就会只是对整体的一种混乱的观念，通过较切近的确定，我才会以分析的方式逐渐达到较简单的概念；从摆在面前的具体转到愈来愈暗淡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定义（或定性）。
从此就会又走上回途路，直到最后我又回到人口。
但是这回人口就不再是对于一个整体的混乱的观念，而是一种融会许多定性和关系的丰富的整体了。
前一条是经济学在初产生时在历史上曾经走过的道路，例如17世纪的经济学家们总是从活的整体开始，即从人口、民族、国家政权乃至若干国家政权等开始。
但是他们以这样方式结束，他们通过分析找出例如分工、需求、货币和价值等的某些起界定作用的抽象化的一般关系。
等到这些因素多少已固定化和抽象化了，才开始出现由劳动、分工、需求、交换价值之类简单因素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一些经济体系。
这后一种方法在科学上显然是正确的。
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定性的综合，因而是杂多的统一。
所以具体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出发点，尽管它在现实界确实是出发点，所以也是观照和观念的出发点，按照头一种方法，完整的观念蒸发为一些抽象的定性；按照第二种方法，一些抽象的定性通过思维再生产出具体。
黑格尔就由此陷入幻觉，认为现实界乃是思维进行自综合、自深化和自发展的结果。
而其实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这种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作为心灵中的具体而再生产出来的一种方式，而绝不是具体本身的生产过程。
例如交换价值这样一个极简单的范畴，就要依据人口，依据某种形式的家庭，共同体和国家中在某种特定情况下进行生产的人口。
它只能作为某一特定的活的具体的整体中的一种抽象的片面的关系而存在。
不过作为范畴，交换价值却在远古时代就已存在过。
因此，对于意识来说——而哲学意识的特性本来就是如此：把掌管知解的思维就看作实际的人，把所知解到的世界本身就看作实际的世界——总之对于意识来说，各范畴的运动就被看作实际的生产活动而其结果就是世界（只可惜这运动的动力却来自外界）。
这种看法其实还是一种赘词（义同语异），只有在一定限度以内才是正确的，那就是只有在把具体的整体看作思维的整体和思维的具体，亦即看作思维和知解的产物时，才是正确的，但绝不是驾凌于（感性）观照和观念之上和之外而思维出的由自己产生出自己的那种概念的产物，而是据观照和观念来加工成的那种概念的产物。
在头脑中显现为思维过程的那种整体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一种产物。
这种思维着的头脑运用它所特有的方式去掌握世界。
这种方式不同于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世界的方式。
真正的主体前后都停留在头脑之外而保持着它的独立性；这就是说，只要头脑还只处在思辨的态度，即认识的态度时，情形都是如此。
因此，在认识性的方法（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中，主体，即社会，都要经常作为前提悬在心眼前。
（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3卷译）
原载《复旦学报》198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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