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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闻先生是一位很乐于帮助年轻人的学者，我在与他接触之时，也不时向他请教一些美学上的问题，他都耐心地给予回答，对于我的文章他也关注。
1984年，他看到我在《文艺研究》上的一篇谈艺术的美学分类的文章，给我的信中说：“《文艺研究》近期发表一篇你论艺术分类的文章，这一问题值得结合具体作品（代表性作品）继续探讨。
任何对象的本质都是从特定对象的比较中得来的，而比较也许就是一种审美享受。”
王老的话不多，但对我有启发。
我的文章谈艺术分类主要还是从理论出发的，王老肯定这一个角度，但是他又觉得还不够，还宜结合具体作品将问题深入下去。
作品的实际情况远比理论上的概括丰富得多、复杂得多，事实上有些作品很难归入某一类，也许它能归入许多类。
王老让我继续探讨是一个很好的建议，遗憾的是，后来我没有将这一问题深入下去，实在对不起王老。
1989年我离开湖南，去浙江大学任教，在浙江大学致力于科技美学原理的研究。
我将研究的情况向他做了汇报。
1990年10月10日王老给我写了一封长长的信：
九月十八日的信收读，因病骨刺而未能立即回信。
你在浙江大学任教并继续从事美学问题的研究，这是值得高兴的……从学以致用的原则看问题，你和浙大同仁将致力于专著《科技美学原理》的编撰，可能获得新的收获。
如果要我提供什么参考意见，我只能说，最好就地取材，从浙江的科技现象着眼，对实际存在的对象的历史和现状、继承与创造和它的得失着手，得出实事求是也就是崭新的不为其他地区和国度的学者的见解所能代替的判断。
即使不大谈原理自身，其中也有可能出现不背于原理而又是对原理的创造性的发挥以及发展的理论成果。
目前接触到的某些著作，其显著特点是大量引证外国有关某一门类的论点，却难于看出著者对它的理解的己见。
这种现象的产生，看来不是从中国现状的特点着眼的，这种方法和学风不利于我国某一学科的发展。
袁枚给朋友的信似乎对为文的适用性不太以为然，但他提倡创见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他说：“若矜然以门面语为真谛，而时时作学究塾师之状，则持论必庸，即下笔多滞，将终其生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矣。”
不论袁枚的立场观点和我国当代的需要有多大差别，只要把这些话当成独立思考的意味来理解，至少对我自己来说，既是警告也是鼓舞……
这样一封长信，我收到后读过多遍，竭力揣摸其中的意思。
我来到浙大后，基于当时的浙大是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想依靠它的理工优势，做一项人文与理工交叉融合的研究项目。
从我的专业出发，选择科技美学基本原理这一题目，获得了路甬祥校长的肯定与支持，并争取到了国家社科基金立项。
参与写作的人员，有理工科的老师，也有文科的老师。
虽然在人文与理工的结合上我们有所注意，但是，在从“实际存在对象的历史和现状”
入手这一点上确实有所忽视。
王老说的这一点是他的经验之谈，他谈艺术，谈美学，总是从具体对象出发，不做空对空的理论阐述。
他的每一本谈艺术的书都有这样一个特点。
王老引用的袁枚的话对于我们也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我们的研究进行得还是比较顺利的，在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又向他汇报研究的状况，并询问有无可能为我们的书写个序。
王老回信对于我们的工作给予鼓励、肯定，说到写序，他谦虚地说：“技术美学这一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学科对我来说不只认为有望洋兴叹之难，即使从方法论方面也不能说出点有助于读者关心此书指导其阅读的见解。
这次的委托，务希见谅，免了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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