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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
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4]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邓小平高瞻远瞩，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
的构想，为顺利实现香港、澳门的回归奠定了基础，也为台湾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路。
江泽民和胡锦涛根据世情、国情的变化对国家安全利益做出了新的判断。
江泽民说：“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国界，人们分别在各自的国家中生活，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就是每个国家政府和人民的最高利益。”
[5]同时，他还认为：“由民族、宗教、领土、资源等问题引发的争端和冲突此起彼伏，恐怖主义、贫困、环境恶化、毒品等引起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更为突出。”
[6]胡锦涛继承了党的几代领导集体特别是江泽民的国家安全利益思想，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着诸多难题和挑战。”
[7]
维护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是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完整表述，是中国国家利益的前提和保障。
党的几代领导集体都非常重视国家安全利益，但由于时代和环境的变化，国家安全利益的重点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侧重。
但在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方面，党的历代领导集体从不含糊。
只是在考虑国家安全的内容上，由于时代、条件的变化而有所不同：毛泽东高度重视以国家的军事安全为基础的国家安全利益观；邓小平强调以国家经济安全为基础的国家安全利益观；江泽民强调以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安全为基础的综合的国家安全利益观；胡锦涛进一步明确了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国家安全利益观。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品质和内在要求，国家利益观随着时代的发展会不断有新的内容，国家安全利益观当然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出现新的内容。
世纪之交，党和政府提出了“新安全观”
。
新安全观实质上是一种综合安全观，是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统一，包含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科技、生态、文化等多项安全因素。
“我们应该树立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军事安全为保障，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科技安全为关键，融生态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于一体的新国家安全观。”
[8]但无论如何变化，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始终是中国国家利益观的前提和保障。
国家安全利益是国家的最高利益。
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提高综合国力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提高综合国力是兼顾根本与共同的国家利益观的基础和本源，是国家的经济利益，是满足人们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一项长期的国家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核心。
“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9]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经济是一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国家利益是以国家的经济利益为基础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
。
[10]国家的经济利益影响并制约一个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
毛泽东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11]虽然毛泽东的国家利益观不得不面对当时的时代特点和中国国情，不得不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和制裁，不得不面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刁难。
但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以苏联为鉴戒，坚持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制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战略，建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由于受时代和环境的影响，毛泽东主要考虑的是国家的安全利益，但这不等于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不重视国家的经济利益。
相反，正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和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提供了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改变了对世界形势的总体看法，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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