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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新闻事实由于自身所蕴含的社会意义的有限性，在得到适当程度的媒体关注时，其价值的释放可能会达到最大值。
但过多地配置新闻资源，小题大做追求卖点，人为左右新闻事件，会导致与事实的规模与尺度不相称的报道形式过大，被包裹的内容微小，在这种反差之中，社会意义就很小甚至没有。
强调选题尽可能注重价值的社会共享，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关注个别现象，只是说明如果媒体对个别的、偶然的现象给予超常关注，它的理由不应是仅仅为了追求市场效果，以哗众取宠的方式提醒受众“个体的存在”
。
媒体关注应出于人文关怀的自然流露，出于对多数人利益与需求合理性的尊重。
个体现象具有社会价值潜藏的意义，成为一种社会问题的表征，或者说，偶然现象不是孤立地存在，它链接着深刻的社会道德、文化、秩序等背景，就值得媒体关注。
即对个别现象的关注在理性上具有示范与引导的意义，那么这种选题策划才是可行的。
同样是媒体组织或介入集体婚礼的策划，立足点不同，它所产生的社会价值相去甚远。
某年国庆节期间，上海一家报纸同婚庆公司联手，策划并报道了不同套系的空中豪华婚礼，以此反映一些年轻人的消费观和价值观，那就是能挣会花、享受生活、乐于尝试。
而天津《今晚报》组织的集体婚礼，把支援希望工程作为活动的主题，婚礼简朴大方，倡导社会新风，新婚夫妇除了自愿向希望工程捐款外，不再花别的费用，活动募捐的10万元为遭受严重水灾的黑龙江铁力市建立了一所希望小学，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扬。
这两家报纸策划报道的社会意义，其高下明晰不言而喻。
第四，预设方向偏颇。
策划一个报道首先要考虑的是为什么会关注此话题，通过这个策划达到什么目的。
策划是否注意结果如何，相当于是否重视人们的工作效果，其数值等于人们工作的目标方向乘以工作效率。
目标即价值选择是一个矢量，有方向性。
方向错了，工作效率越高，损失也越大。
如果一开始预设的策划方向有偏颇，即便过程顺利，最终也会造成不良后果，闹得沸沸扬扬的“杨丽娟事件”
便是如此：兰州女青年杨丽娟是香港明星刘德华的狂热崇拜者，非常想到香港拜见朝思暮想的偶像。
兰州的几家媒体得知此事后，便联合起来共同进行一个“圆梦行动”
的策划，要助杨丽娟实现这个愿望。
在媒体的帮助下杨丽娟举家赴港，见了刘德华一面。
但杨丽娟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结果使杨父在香港跳海自杀，落了个家破人亡。
可以说，媒体“圆梦行动”
的方向就有偏颇，媒体的策划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有“独家”
的跟踪报道，博得部分受众的眼球，但最终却是酿出了一出家庭悲剧。
再看一家省报的一起策划，这起策划以征文启事的方式刊登在《宁夏日报》的头版。
“我的1958”
征文启事
1958年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元年，是许许多多宁夏人生活和事业的转折年。
本报从今天起开展“我的1958”
征文活动，为的是给1958年曾在宁夏工作生活的人们提供一个舞台：回望50年前**燃烧的岁月，讴歌人与人的率真情感，见证宁夏回族自治区跨出的历史性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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