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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眼光与中国特色[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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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要在两个方面做出新的努力。
一方面是要有新的世界眼光，另一方面是要更加自觉地彰显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
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将会推进中国史学的发展并使其以更大的步伐迈向世界。
史学工作者的世界眼光和彰显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关键在于史学工作者高度的自觉意识。
（一）关于世界眼光。
依我的肤浅认识，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加以强调。
首先，中国史学家的世界眼光，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发展过程。
司马迁著《史记》，写张骞通西域，到达大夏、康居、乌孙[204]；又写到张骞见到身毒（天竺）的物品，并打听其所在地等[205]。
范晔著《后汉书》，涉及域外史事甚多，他关于“倭国”
的记载，成为今人研究日本古代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欧阳修、宋祁撰写的《新唐书》，在《西域传》中写到天竺、师子、波斯、大食等域外风貌等。
[206]正史如此，即使是私人撰述，也多有涉及域外史地的。
法显的《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杜佑《通典》中引用杜环的《经行记》[207]，以及元代徐明善撰写的《安南行记》、周达观撰写的《真腊风土记》、汪大渊撰写的《岛夷志略》（原称《岛夷志》）等，都广泛地涉及域外的历史地理面貌。
近代以来，史学家们的世界眼光有了新的发展。
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王韬的《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等，都是史学家们在自觉的世界意识下撰写的世界史和国别史著作，成为中国史学走向近代的标志之一。
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可以说是面向世界的史学。
西方的欧美史学，东方的日本史学，以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苏联史学，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史学的发展。
其次，主体意识的变化。
从20世纪以前的中国史学来看，史学家们的世界眼光，虽有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发展过程，但总的说来都是在“以我为主”
的历史视野下发生和发展的。
而20世纪的中国史学，尽管面向世界的规模扩大了，但“以我为主”
的视野却发生了变化，太多以他人为主，即以我们自己的史学去适应他人史学的模式。
在这个过程中，得与失兼而有之。
所得者，在历史观、方法论方面，中国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所失者，中国史学的历史传统和民族风格未能得到相应的发扬，优秀的史学遗产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
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也有值得后人反思的问题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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