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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史家之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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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史家还从一般的意义上对史家之忧做进一步思考，从而拓展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空间。
苏辙曾说：“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
[14]苏洵、苏轼、苏辙号称“三苏”
，以文学名于世，但他们确与史学有密切关系。
苏洵撰有《史论》三篇，他在上篇中写道：
史何为而作乎？其有忧也。
何忧乎？忧小人也。
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
楚之史曰《梼杌》；梼杌，四凶之一也。
君子不待褒而劝，不待贬而惩，然则史之所惩劝者独小人耳。
仲尼之志大，故其忧愈大。
忧愈大，故其作愈大。
是以因史修经，卒之论其效者，必曰“乱臣贼子惧”
。
由是知史与经皆忧小人而作，其义一也。
[15]
通观全篇，苏洵主要是阐述他对经与史的关系的见解，但他起首便讲到了史家之忧及忧之所在的问题。
苏洵认为，史家之忧是“忧小人”
，因为只有“小人”
才需要惩劝，而君子则无须褒贬便能自觉懂得惩劝的。
他还以“梼杌”
是四凶之一及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为根据，来证明他的这个见解。
苏洵把史家作史的原因归结为“其有忧”
、把忧之所在归结为“忧小人”
的见解，显然是过于狭隘了。
他以楚国国史《梼杌》之名为证，亦甚牵强，一则与晋之《乘》、鲁之《春秋》不相符合，二则“梼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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