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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内的文化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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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外的文化学研究对基础性研究、应用性研究两个部分都比较重视。
基础性研究着力于建构文化学的一般理论体系和一般方法体系，并在文化哲学、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文化心理学、文化符号学、文化解释学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国外尤其注重应用性研究，主要围绕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展开了对文化经济学、文化管理学、文化产业论、企业文化学、文化传播学、跨文化管理等方面的探讨。
国外文化学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基础性研究指导应用性研究，以应用性研究推动基础性研究；（2）通过研究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3）政府研究、高校研究、民间研究相结合，并以高校研究为主体；（4）将文化研究作为政府发展战略的一部分。
中国的文化学研究也颇有成果。
大致说来，可以划分为20世纪前半叶、20世纪后半叶，以及21世纪以来。
20世纪前半叶，作为学科体系建设的文化学，已经受到重视，并有若干高质量的成果。
早在1926年，时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的张申府[287]，就在其《文明或文化》一文中，针对当时关于文明与文化的关系的论争，以及应当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怎样建设等问题，而明确提出了“设立一种文化学”
[288]的主张，以便科学地研究文化问题。
著名文化学研究专家黄文山于1932年发表了《文化学建设论》和《文化学方法论》等论文；1938年，他出版了《文化学论文集》[289]；1948年，他出版了《文化学的建立》[290]；1949年，他又出版了《文化学及其在科学体系中的位置》[291]一书，详尽地阐释了“作为科学的文化学”
“文化学是怎样的一种科学”
等基本理论问题，从而成为20世纪前半叶文化学研究的大力倡导者和积极实践者。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作为创建中国文化学的倡导者之一的黄文山教授，其发表《文化学建设论》等倡导建立文化学的论文时，正是“在国立中山大学……开设此项（文化学）课程”
之时；而黄文山教授出版《文化学及其在科学体系中的位置》一书时，则正任教于岭南大学。
这说明，国内高校开设学科意义上的“文化学”
，是早已有之。
此外，1933年，朱谦之教授在其影响甚大的《文化哲学》一书中，提出了“文化学”
的概念，书中对文化概念、文化的进化、文化类型学、文化分期的原理、文化之地理分布，以及文化与文明等，都作了独到的阐释。
阎焕文1934年完成《文化学》一书，陈高庸发表论文《文化运动与文化学的建立》，陈序经出版了专著《文化学概观》[292]。
同样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朱谦之、陈序经两位教授在出版上述专著时，分别任教于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
这再次有力地说明，作为学科建设意义上的文化学，在我国高校早已受到重视并开始了积极的实践。
进入20世纪后半叶，文化学研究成果更为丰硕。
但是，在前三十年，海峡两岸中国学者的成就却不可同日而语。
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大陆学者在文化学建设方面乏善可陈。
倒是台湾学者颇有建树。
据笔者所知，主要的有钱穆的《文化学大义》[293]，黄文山的《文化学体系》[294]，以及其他一些或直接冠以文化学名称或以文化哲学名义出版的著作。
值得重视的是，钱穆在其《文化学大义》一书中，明确指出：“‘文化学’一门，此后必将为学术思想中一主要科目。”
应当说，钱穆1950年作出的这个学术判断，是颇有文化远见的。
20世纪后半叶的后二十年，大陆文化研究热潮兴起，文化学研究成就斐然。
先后出版有覃光广等人主编的《文化学辞典》[295]，郭齐勇的《文化学概论》[296]，赵常林、林娅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学》[297]，杨镜江的《文化学引论》[298]，刘守华主编的《文化学通论》[299]，梅新林、赵育光主编的《现代文化学》[300]，李荣善的《文化学引论》[301]，向翔的《哲学文化学》[302]，刘敏中的《文化学学·文化学及文化观念》[303]，等等。
至于《审美文化学》《犯罪文化学》《建筑文化学》《电视文化学》《广告文化学》《旅游文化学》《经济文化学》《企业文化学》《民族文化学》《文学文化学》以及《文化哲学》之类的著作，更是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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