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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西哲学产生的不同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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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产生原因而言，中国哲学受制于政治需要和伦理修养，西方哲学概括源于对自然的探索。
中国哲学家大都是社会活动家、政论家，也是伦理学家。
孔子一生以恢复周道为己任，厄于陈蔡，求于南子，凄凄遑遑，游说于各国，终归是为了阐扬其仁学主张，以为时用。
他那以富于人情味的伦理亲情为社会心理基础的仁学思想，是礼的精神支柱，“仁礼结为一体”
，“克己复礼为仁”
，视、听、言、动合礼才算是仁。
礼是强制性的社会制度和规范，仁是一种道德观念和品质。
仁礼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只有具备仁的品质，才不会做违背礼的事情，而礼则是道德的标准。
仁礼一体，反映了道德与政治的密切关系。
“有杀生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
[1]，便是这种道德政治一体化的典型表现。
反映在认识论方面，“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2]，“勿意、勿必、勿固、勿我”
，以及“生而知之者上也……”
等论述，都是通过对政治理想和道德原则的阐发而体现出来。
至于恭、宽、信、敏、惠五种品德的培养，孝悌忠恕等伦理纲常的弘扬，更是与现实政治需要分不开的。
墨家主张兼爱，追求尚同，以利为义，义利并举。
他们非攻即用，强力非命，以消除民之三患为己任。
他们鄙薄儒家的仁义，却又自立一套仁义，内涵虽然不同，但为政治理想服务，为道德信条张目，却无本质区别。
在认识论方面，墨子用以检验言论的标准是“立表”
：“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
；“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
；“发以为行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3]。
以圣王之事作为检验言论的标准，显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而以百姓人民之利为言论标准，则又明显与兼爱主张的伦理感情相联系。
道家要“绝仁弃义”
，表面上鄙弃道德，但实际上是用“正言若反”
[4]的否定方式，来表达自己的道德准则，申明自己的政治理想。
他们抨击儒家的仁义道德，认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5]“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大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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