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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礼治孕育阶段：从高祖立国到文景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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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高祖立国以后，叔孙通、陆贾、贾谊等人所做的工作，属于礼治初创阶段。
草莽出身的刘邦，最初并没有认识到儒学对于巩固统治者利益的作用，并不懂得儒学的守成价值。
经过儒生们的开导，才真正明白了其间的道理。
根据史书记载，陆贾针对高祖不喜儒学的毛病，“时时前说称《诗》《书》”
。
被高祖痛骂：“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
陆贾居然大胆对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居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
……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
[131]高祖和陆贾的这场争论，实质上是如何看待儒学的守成功能的问题，大而言之，是如何看待礼治的功能。
好在高祖有点文化自觉的意识，尽管面对陆贾的诘难颇为不快，但仍然要其著书阐明秦亡汉兴的道理，以及历史上的经验教训。
于是，“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
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
号其书曰《新语》”
[132]。
陆贾《新语》新在什么地方？从总体上看，就是新在针对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明确提出了尚德行仁的治国方略，认为“天道不改而人道易”
。
国家社会治乱的关键，在于“行仁义，法先圣”
。
“危而不倾，佚而不乱者，仁义之所治也。”
[133]仁义之治，当然是礼治。
陆贾所倡导的礼治，主要是指治国方略，同时也涵摄着以儒家仁义为核心的价值取向。
值得注意的是，陆贾强调“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
。
过去不少论者认为这是陆贾思想中儒道兼综或者儒法并用的表现，其实，这是儒家思想自先秦荀子以来形态更新的必然结果，是儒家思想的本质表现。
在荀子那里，既隆礼，又重法，但法从属于礼，礼统率着法。
荀子所谓“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
[134]，便是明证。
荀子既认为“法者，治之端也”
[135]，更强调“礼”
是“强国之本”
[136]“人道之极”
[137]“国之命在礼”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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