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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少数民族地区的封建化。
这反映了封建社会不断发展、在地域上逐步扩大的过程，也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不断发展的过程。
把这个问题提到封建社会分期标准上来认识，一方面可以如实说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另一方面也从根本上回答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
第五，中外关系的发展变化。
隋唐以前，中国不断加强了同外域的联系。
在对外关系上，隋唐宋元时期都居于主动的地位；明清时期出现了逆转，表现出了封建社会末世的腐败、保守和虚弱。
白寿彝先生提出的这个综合考察历史诸方面因素的分期标准，在他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一书中有比较具体的运用和阐述。
这种关于封建社会历史分期的观点和方法，较之其他各种分期的观点和方法，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以某种单一的标准分期所造成的理论上的不力和史实上的抵牾，也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对于某种单一的社会历史因素的作用的过分夸大，从而减少了片面性。
第二，由于这些标准是从客观历史中概括出来的，故它们都能符合各个时期的历史面貌和社会特点，从而给人们以整体的历史发展的观念，加深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
在提出上述认识15年之后，白寿彝先生在他的史学论集的题记中又写下了下面这段话：“封建社会史在中国历史上占了很长的时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很重要的影响。
封建社会的特点，在中国近现代史里，应或多或少地保持着传统的地位。
研究中国历史，一般地说，不能不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史。
现在，我把关于封建社会的几篇文章，也收在这里。
《中国历史的年代》一文，是我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及轮廓之总的看法，其中关于封建社会也写得比较多些。
在《中国通史纲要》和《中国通史》第一卷里都写入了这篇文章，只是文字上有小的修改。
现在也把它收到这里，以便接触到更多的读者，增加向大家请教的机会。”
[19]这些话，一方面表明作者对于《中国历史的年代》所提出的问题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进一步证明了史学家对于历史进程的认识实为通史编纂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1]原载《历史科学与历史前途——祝贺白寿彝教授八十五华诞》，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2]《论语·季氏》，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81页。
[3]《孟子》卷八《离娄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92页。
[4]《礼记》卷二十一《礼运》，《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414页。
[5]司马迁：《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93～394页。
[6]司马迁：《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86页。
[7]司马迁：《史记》卷十六《秦楚之际月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60页。
[8]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臣光曰”
，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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