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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他由此批评“中国共产党的青年们，以及许多迷信物质的青年们不承认中国民族的精神，不承认中国旧有道德的教义”
，实在是很愚蠢，因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道德精神”
，恰恰正是中国人“民族自信力的基础”
。
[81]同时，他还结合传统的仁爱思想和民族国家本位的立场，反对中共的阶级斗争说，主张“各阶级的人，要抛弃他的阶级性，恢复他的国民性”
，以实现“阶级的联合”
。
[82]
戴季陶的上述思想，与早期国家主义派的青年党人多有相似之处且彼此可能有过互动[83]，但因其能够出之以“文化自信力”
观念的高度整合，实际上成为后来国民党“中华民族复兴”
论的理论基石。
1927年后，蒋介石国民政府很自觉地利用这一以文化保守主义为基调的理论言说，为建立自身的统治合法性服务，并将自己塑造成民族复兴运动唯一可靠的推动者、实践者和领导者。
“中华民族复兴”
论，也因此迅速成为国民党具有官方意识形态性质的霸权话语。
1928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18条国庆纪念口号，其中第二条即为“庆祝中华民族复兴的光荣”
，[84]把扫除北洋军阀统治视为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
1929年，国民党上海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制定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两周年纪念大会标语，其中一条为“南京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纪念地”
，国民党中宣部为了增强南京建都的合法性，以杜绝“北平建都说”
，还别出心裁地拟定了“北平是千余年来中华民族衰落的中心场”
的宣传标语。
[85]
1932年，蒋介石授意成立“中华民族复兴社”
（简称复兴社），其核心为“力行社”
，由昔日“孙文主义学会”
的骨干组成，他们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直接服务于蒋介石的“独裁救国”
任务。
当时，蒋介石的亲信爱将桂永清曾作《领袖歌》一首，在国民党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及各种军官训练班中传唱，非常形象地传达出其有关宣传之特点：“大哉中华，代出贤能；虽有变乱，均能复兴；蒋公中正，今日救星；我们跟他前进！
前进！
复兴！
复兴！”
[86]在这一时期国民党所主导的“中华民族复兴”
论里，还充斥着一些反共言辞[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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