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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法无疑更相对淡化了国家政治的强制性，而强化了历史与文化的连续性和同一性，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在保持了其国家政治认同性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强调或强化了其历史与文化的整体认同性。
因此，“中华民族”
在汉语中，是比“中国民族”
一词更能有机地体现一大“民族共同体”
性质的概念。
中共的“中华民族”
观念内涵所发生的上述微妙变化，自然有其策略性考虑的一面，但从根本上说，还是1935年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空前加深，其自身的文化民族性意识强烈觉醒之后才得以逐渐实现的自然转变。
[134]这种觉醒的文化民族性意识，能够将历史和现实更为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增强了整体性的民族认同。
不过对于这一观念的转变本身，中共当时似乎并没有很清楚的自我意识。
这就导致了一种比较复杂的情况。
一方面，它对国民党所倡导的建立在否认境内各民族“民族”
资格基础上的单一性“中华民族”
的观点，一如既往地保持警惕并不断提出批评，强调“中华民族”
统一体的多民族构成特点，甚至在与国民党的争论中，为了批驳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
，有些代表人物还声称“中华民族”
一词本身就是“中华各民族”
之意。
如陈伯达1943年在《评〈中国之命运〉》一文中就写道：“平日我们习用的所谓‘中华民族’，事实上是指中华诸民族（或各民族）。
我们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这本来是不用多辩的。”
他批评蒋介石等“以血统立论”
，“捏造这种单一民族论，其目的就在于提倡大汉族主义，欺压国内弱小民族”
。
1947年，中共党员、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家吕振羽在《中国民族简史》中，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
[135]
而另一方面，在对“中华民族”
一词的固定化习惯性使用（有时也喜使用“大中华民族”
一词[136]）之中，这一时期的中共党人特别是其高级领导人，又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去揭示各民族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历史文化方面的整体性和一体性，清楚地表明对“中华民族”
这一大“民族”
共同体整体的自然认同。
在这方面，毛泽东堪称典型代表。
1938年年底至1940年年初，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著中对“中华民族”
概念的有关使用，就显示出这一点。
如其1939年年底出版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张闻天等也参与了起草），其第一章第一节就题为“中华民族”
。
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正式表达对“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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