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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并提且以“保国”
的主权意识为首的近代民族主义勃兴的情形，给予了清晰揭示[4]。
应当说，王先生简洁、朴实而睿智的看法，对今人了解传统中国民族意识与近现代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富有启发意义。
不过，笔者对王先生的见解虽多表赞同，却觉得其中也仍有不甚完备之处。
一则，他把“主权”
观念仅局限在外交层面，实忽略了现代民族国家“主权”
的拥有者主体是平等、自主的“国民”
、而不是专制君王或传统意义上的“臣民”
这一基本连带意涵。
孙中山先生后来强调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主义价值，正是基于这一层面的内涵。
这涉及主权在国内如何取得合法性和怎样应用的问题。
换言之，“民族”
的主权关切不仅存在对外维度，也存在其对内维度，它在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的原发意义上，与“民主”
实本有同构之处和交集之点[5]。
二则，他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对清初尤其是晚清以来西方传入的新的种族知识、政治和文化观念（包括现代意义的“种族”
“民族”
“国民”
和“民族（国家）主义”
等概念）及其由此带来的变化与影响似也不甚重视。
这些不足，不免会妨碍我们更为全面准确地认知相关问题。
在笔者看来，今人探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兴起问题时，应不能忽略两个历史过程，一个是前清以来尤其是晚清以来中国就与早已进入现代民族国家行列的欧美各国及其人民打交道的历史过程；另一个是西方“种族”
、历史和地理、政治法律（如国际公法和议会民主）等新知识、新思想和价值观念传入中国，并与传统民族意识互动而发生作用、导致相应变化的历史过程。
这两个过程之间又是不可分割的。
比如，就中国人带有明显现代性因素的国家疆域和边界意识而言，我们就不能说从戊戌时期才开始，甚至也不能说从19世纪60年代初《万国公法》翻译成中文出版，现代“权利”
特别是“主权”
概念以及国际法知识得以正式形成和传播才开始，实际上至少从康熙皇帝与欧洲国家打交道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康熙和雍正两朝通过与俄罗斯无数次的近代式谈判，以一系列条约形式划定了长达数千俄里的边界线的行为众所周知，乾隆在给英国国王的敕谕中更是明确宣称：“天朝疆界严明，从不许外藩人等稍有越境搀杂……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
[6]1820年完成的《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不仅在前朝几部“一统志”
的基础上增添了划界与边疆统部辖境内容，还明确绘有全国总图，并标明了与邻国之边界。
可以说，这些无疑都是鸦片战争前近代国家（领土）主权意识因素在中国不断积聚的重要证据[7]。
又比如，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开始部分见证、传播，清末民初大肆流行开来的新“人种”
知识，其对近代中国民族意识形成的推动作用也不能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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