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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他在分析了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本质后指出：“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5]对现实的考察和对历史的认识相结合，毛泽东更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农民中所蕴含的巨大的反抗力量和斗争精神，而这主要是从贫农这个阶层反映出来的。
从农村包围城市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革命的战略思想主要是由此而确立的。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提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策略原则。
本文首先分析“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
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
为了论证这个“基本特点”
，毛泽东首先讲了百年以来的中国历史：“中国是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国家。”
而1931年“九·一八事变”
以后，“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
，“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
，从而“威胁到了全国人民的生存”
。
毛泽东从历史讲到现实，科学地阐明了“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
，并且十分明确地指出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自占领中国的“状态”
和“方向”
，是历史发展转折的关键。
毛泽东进而尖锐地指出：“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
反抗呢？还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呢？”
[6]这里提出的问题，首先是个战略选择的问题。
毛泽东为了说明形势的变化，会引起国内革命战争中敌人的营垒发生变化，于是他提出“让我再讲一点历史”
，这就是唐生智、冯玉祥参加革命的事情和二十六路军的宁都起义，以及马占山在东三省的抗日行为。
“所有这些例子都指明：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
[7]从“再讲一点历史”
到对现实的敌人营垒的估量，是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的重要依据。
在做了上述历史和现实的分析之后，毛泽东把他的战略策略思想归结为这样一段话：“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
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8]而“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或“民族统一战线”
的策略思想，后来成了动员千百万人民群众和社会各阶级、阶层走向抗日并最后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指导性思想路线。
在民主革命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做了精辟的论述。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长文中，为了论证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本文从“中华民族”
和“古代的封建社会”
讲起，同时又讲了“百年来的革命运动”
，这是人们所熟知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认识和显示出来的器局，实际上已成了他对中国革命的总的战略构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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