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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野史·家史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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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批评的方法论举例
一、三史是非和史学批评方法论
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关于国史、野史、家史的评论，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关于它们在史学价值上的是是非非，存在着不少争论。
这些看法和争论，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古代史学批评中的方法论问题。
明代史家王世贞针对本朝的史学，就国史、野史、家史的是非阐述了精辟的见解。
他说：
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
[1]
这一段话，概括地指出了国史、野史、家史各自所存在的缺陷方面及其终于“不可废”
的方面，言简意赅，可谓史学批评上的确论。
其中，包含着在史学批评方法论上的辩证认识，反映了王世贞的卓见。
他总结的“人恣而善蔽真”
“人臆而善失真”
“人谀而善溢真”
的三种情况及其有关的概念，尤其具有理论的意义。
在古代史学批评史上，这是经过漫长的道路和反复的认识才达到的。
二、“人恣”
与“蔽真”
“国史人恣而善蔽真”
，这种情况当然不限于明代史学。
《史通·古今正史》关于唐初以前国史撰述的批评，颇涉及一些“人恣”
而“蔽真”
的现象。
如此书借用班彪的话，批评扬雄、刘歆“褒美伪新，误后惑众，不当垂之后代者也”
；批评曹魏王沈《魏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
；指出十六国前赵刘聪时，领左国史公师彧撰刘渊时史事及功臣传，“甚得良史之体”
，但遭到他人诬陷，被刘聪“怒而诛之”
。
后赵石勒时，史臣徐光、宗历、傅畅、郑愔等撰《上党国记》《起居注》《赵书》，其后还有其他史臣“相次撰述”
；而至石虎时，“并令刊削，使勒功业不传”
。
后燕董统撰国史“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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