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一秒记住【久久文学】地址：https://www.jjwxx.com
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
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
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
苟三者并阙，复何为者哉？[8]
这实际上是在讲一个史学家怎样运用他的见解、胆略、知识为社会服务的问题。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这些说法已经涉及历史研究中的主体即史学家的优长与特点了。
关于这一点刘知幾在回答别人向他提出的为什么“自古文士多，史才少”
的问题时，有更明确的阐述。
他认为：
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
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梗楠斧斤，弗能成室。
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
[9]
这里讲的史才、史学、史识，都是从认识历史的主体来考察的，它涉及史学家的历史知识构成（史学）、历史见解水平（史识）和对历史知识与历史见解的表述能力（史才）。
刘知幾的这些看法，后来经章学诚、梁启超的阐释，又不断有所发展。
从司马迁的《史记》到刘知幾的《史通》，说明在中国史学史上，史学家对历史的研究和对史学的研究在内涵上是不相同的，在理论探讨的侧重点上也是不相同的，这两种不同的趋向，在后来都有所发展。
从理论形式上看，前者如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后者如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是它们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发展到较高水平的代表著作。
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有“史评类”
，正式著录二十二部著作，著录存目者凡一百部，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其中评论历史者居多，评论史学者只占少数。
20世纪初，梁启超的《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李守常（大钊）的《史学要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较有影响的史学理论著作。
近年来，我国历史学界对史学理论的研究开始活跃，从史学发展的继承关系看，有的还是跟他们的这些著作相关联的。
这里，我想顺便说说：史学界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史学，尤其是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
我以为这种看法是可以进一步商榷的。
这里，是否涉及如何看待中国史学在理论上的特色问题。
譬如说，就历史理论而言，第一，中国史学所包含的历史理论，一般是结合对具体历史过程的叙述而阐发的，“二十四史”
《资治通鉴》、“三通”
等著作大多如此；《唐鉴》《藏书》《续藏书》《宋论》《读通鉴论》《读史方舆纪要》等著作在理论成分上要更多一些，但也还不是脱离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环境而专讲理论的。
第二，从先秦诸子开始，中国的大思想家很少有不讲历史理论的，其中如荀况、韩非、董仲舒、王充、柳宗元、黄宗羲等是很突出的。
第三，中国学人很早就把“史论”
视为一种专门的文体而加以重视，如6世纪初编纂成书的《文选》，其中有“史论”
两卷；10世纪下半叶纂修成书的《文苑英华》不仅收入了更多的“史论”
，而它收编的论封建、论文、论武、论臣道、论政理、论食货、论刑赏、论兴亡，亦大多属于史论的性质。
再以史学理论而言，除《史通》《文史通义》这样著名的专书而外，在许多史学家、思想家的序录、简牍、论文中，尚有不少可供发掘的地方。
应当承认，对这一大笔史学遗产能够真正了解和运用的人，还不是很多的。
我说这些，并不是为了证明我们今天的史学理论研究，只应限于对传统史学理论的发掘，不必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不必吸收外国史学理论，那显然是不对的，也是幼稚可笑的；我只是想说明，对这一部分史学遗产的重视和研究，或许对推动当前史学理论的发展会产生一点积极的作用，对建立中国风格的史学理论体系会有一些有益的启示。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