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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个人知识与公共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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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为，发现和辩护问题其实是一个认识过程的两个环节，也可以理解为两种密切相关的知识形式。
科学发现阶段所说的科学理论可以理解为个人知识（或地方性知识），或知识被个人（当地）所拥有的状态；科学辩护阶段所说的科学理论可以理解为公共（普适）知识，或知识被社会认可的状态。
因此，我们可以把发现和辩护及其关系问题理解为个人（地方性）知识和公共（普适性）知识及其关系问题。
从传统观点或逻辑经验主义看来，科学知识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系统，但在后现代思想看来，科学知识仅仅是地方知识，或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知识。
我们的问题是，地方知识和普遍知识能否相通？本文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为出发点，借鉴蒯因、布鲁尔和拉图尔等人的思想工具，认为地方知识和普遍知识不是两种不同的知识，而是同一种知识的两个环节，因其具有可检验性、解题能力和可接受性等共享因素。
如果某种科学知识仅仅在当地实验室得到检验，只能回答当地问题，只能被当地共同体所接受，那么这种知识就是地方知识；但如果某种科学知识得到了更多的实验室的检验，能够回答比当地更多的问题，能够被更多的科学共同体所接受，这种科学知识就从地方知识变成是普遍知识。
同样，如果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知识不断丧失其可检验性，解题能力和集体认可，这种科学知识就有可能从普遍知识蜕变为地方知识，甚至走向科学的反面。
一、科学知识：在个人性（或地方性）与普遍性之间
科学知识有两种“形象”
：在现代主义或标准科学哲学看来，科学知识是普遍有效的，但在后现代主义或“理性的社会转向”
看来，科学知识是与特定的“实践和文化”
相关联的地方性知识。
传统的科学知识观认为，一旦某种知识获得了逻辑经验主义意义上的证实，这种知识就可能成为普世性的绝对真理，这种绝对真理“并不依赖于提出这些主张的人的个人或社会属性；他的种族、国籍、宗教、阶级和个人品质也都与此无关”
[1]。
因此，这种理解的科学知识拒斥个人主义、特殊主义，民族主义特别是种族中心主义。
但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这种科学知识观遭到了批判，认为科学知识不是普遍的真理，而是地方性知识，如“集体认可的知识”
（布鲁尔），“语境中的科学”
（塞蒂纳），“实验室中的科学”
（塞蒂纳-拉图尔），“行动中的科学”
（拉图尔），“多元文化中的科学”
（哈丁），“作为实践和文化中的科学”
（皮克林），“作为社会知识的科学”
（HelenE.Longino）等。
正如约瑟夫·劳斯在《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中的界定较具有代表性：“我们从一种地方性知识走向另一种地方性知识，而不是从普遍理论走向其特定例证。
这一观点将优先性不是赋予了特定场合的语句，而是赋予了特定的场合——即我们在特定的情境中做（或能够做）什么。
在我看来，甚至理论知识也必须按照这样的实践性、地方性的把握来加以理解。”
[2]
当然，地方知识的观点也遭到了来自科学家和传统观点的抵制，索卡尔事件引发的科学大战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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