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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视的渐进改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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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派的政治改革理想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然而由于社会基础、经济条件的不具备，因而使其理想只能是十足的政治浪漫主义。
而且，他们的理想究竟如何实现，在他们的心目中似乎只是凭借光绪皇帝的圣明与果敢，康有为曾经充满**地写道：“外侮迫矣，通商则不许，借款则阻挠，今虽欲变政，恐外人掣肘，况能从容待我十年教训乎？故非如彼得之举动奇绝，不能桓拨速成雷轰电掣也。
皇上天赐勇智，鉴考今古，深观时变，遍察万国，远念帝舜、武丁、句践、太宗文皇帝之图迹，下鉴亡明、缅甸之覆辙，伏愿几暇垂览此书（指《俄主彼得变政记》），日置左右，彼得举动，日存圣意，摩积激动，震越于中，必有赫然发愤不能自已者，非必全摹其迹，而神武举动，绝出寻常，雷霆震声，皎日照耀，一鸣惊人，万物昭苏，必能令天下回首面内，强邻改视易听，其治效之速，奏功之奇，有非臣下所能窥测者。
以中国二万万方里之地，四万万之民，皇上举而陶冶之，岂可量哉？”
35很显然，这里除盲目的乐观和一些假设性的前提外，康有为并没有对如何才能实现他的政治改革理想提出切实可行的步骤和方案。
假设性的前提不可能得出必然性的结论，事实上，光绪皇帝并不像康有为所期望的那样圣明与果敢。
因此，中国的未来与发展虽然迟早必将遵循康有为等人指出的道路，但在当时似乎条件尚不具备，中国最近期的发展尚需另外谋求一种变通的方案，既不可能也无法退回到旧有的轨道，也不可能沿着康有为的指点继续前进。
后来的事实也刚好证明了这一点，康有为的政治改革仅仅闹腾了一百天，便激起了强烈的社会动**和社会心理的普遍不满，西太后只需举手之劳便将百日维新全案推翻，中国似乎又回复到旧有的轨道上去了。
这种回复当然只是一种假象，它的意义除了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下的权力之争外，还不足以表明西太后与光绪帝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差异。
说到底，他们都是清王朝最高利益的代表者，在涉及清王朝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他们实际上是一丘之貉。
不过，我们这里暂且无意分析西太后与光绪帝之间的区别，也不比方现在探讨康有为倡导的维新运动之所以失败的根本原因。
我们现在最感兴趣的是，在康有为提出并竭力鼓吹他的政治改革方案的时候，中国人并不是举国一致地完全赞同。
相反，许多中国人（其实也可以说是“先进的中国人”
）也提出一些反对或修正案。
然而，或许这些反对与修正案的提出者居于少数，或不从属于时代的主流思潮，因而他们的建议与主张并不被真正地重视与采纳，而事后又恰恰证明他们的建议与主张并不完全都错，其中也不乏闪光的东西。
这种教训既是19世纪末年的中国政治遗产，也是20世纪中国一错再错的深层原因之一。
在几乎与康有为提出激烈政治改革方案的同时，开明官僚张之洞认为，当前的中国确实到了不变不可的地步，“虽孔孟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哉？”
据他的判断，国人对中国必须变法而方能富强的道路选择已达成基本共识，顽固地反对虽说对变法事业仍有很大威胁，但其理论似乎已不值得一驳，“今之排斥变法者，大率三等：一为泥古之迂儒。
泥古之弊易知也。
一为苟安之俗吏。
盖以变法必劳思、必集费、必择人、必任事，其余昏惰偷安徇情取巧之私计皆有不便，故借书生泥古之谈以文其滑吏苟安之智，此其隐情也。
至问以中法之学术治理则皆废驰欺饰而一无所为。
所谓守旧岂足信哉！
又一为苟求之谈士。”
36由此可见，张之洞不仅无意与康有为为敌，反对变法，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也是19世纪末年中国变法改革思潮的积极推动者。
张之洞确曾力主改革变法，并身体力行，不仅提出一整套向西方学习的废科举、改学制、开矿藏、修铁路、讲求农工商学、发展近代工业的计划与主张，而且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做出许多颇有实效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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