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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政对外交的两个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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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过去始终以为义和拳、大刀会等都是民间秘密结社，其实这个说法可能并不准确。
这些人聚到一起无须结社，他们只是因为困难而走到一起，他们中稍有知识的人可能会宣传某些“劫变”
观念，宣称他们渡过这个难关，或许有机会顺应天意，拯救劫难。
这实际上是一种宗教安慰，是自我抚摸。
在本质上，他们抱团取暖，习拳练武，兼习法术，其实只是强身健体，在经济困难时期自我保护而已。
至于他们所渲染的刀枪不入等超自然本领，这是中国农村地区精英从来就有的一种表演方式，即便到了二十世纪中晚期，这种情形在黄淮平原广大农村还非常普遍。
作为受灾受难的灾民，义和拳、大刀会等民众不可能有什么明确的政治诉求和政治理念，他们之所以反对外国教会，反对教民，除了教会、教民的活动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可能有点儿中西文化上的不认同，是基督教文明与中国本土文明的冲突。
但是这个冲突不宜夸大，如果不是后来被别有用心的政治人物去利用，义和拳、大刀会都不会成为那样的排外组织。
什么“反清复明”
，什么“扶清灭洋”
，显然都是外部力量强加上去的，并不是这些农村民众发自内心的政治信仰，他们就是一拨流浪者，一拨生活没有着落的人。
根据后来的研究，义和拳、大刀会最活跃的地区主要在鲁西南，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曹州、单县的大刀会和荏平、高唐、平原一带的神拳。
那一带处在政治统治的边缘，因而有利于他们四处流浪，集会练武，也不容易引起清廷及时注意。
这是义和拳、大刀会等在最初阶段发展的真实机缘。
义和拳、大刀会发展最直接的动力，其实说起来又与朝廷的政治变动有关，这些原本并不对政治有任何兴趣的人被迫介入了政治，成为政治的筹码。
在1900年之前，由于《马关条约》对外国资本全面放开，外国资本蜂拥而至抢占中国这个广袤而尚未开发的市场。
外国人刚到中国，中国人刚刚遇到外国企业和外国人，相互之间的不协调不适应在所难免。
在这个过程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受到某种程度的伤害也是实情，所以许多地方政府在对这些流民尤其是具有结社倾向的流民进行镇压的同时，也多少给予道义上的同情，有时地方政府甚至以这些受到冤屈的流民作为与外国人谈判的筹码。
在这一点上，中外利益冲突最严重的山东格外明显，这或许因为德国在列强中还比较落后，发展或者说对财富的积聚更为迫切，因而在山东发生的中外冲突比较多。
山东几任巡抚李秉衡、毓贤等一方面执行朝廷的指令尽量镇压这些闹事流民；另一方面对这些流民给予适度同情，毕竟是自己的子民，何况他们本身确实有冤屈。
特别是到了毓贤，山东的民教冲突更加严重，不仅本地那些失去土地的民众不断闹事，还有很多从外地赶来的流民。
这些本地与外地的流民是否真的组织起严密的组织，其实是值得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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