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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立宪”
的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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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端方、载泽等考察宪政大臣通过秘密或公开管道向朝廷建议实行君主立宪的同时，一大批封疆大吏、中枢大员也通过各种方式建议朝廷勇于改革，宣布立宪。
1906年8月12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奏请立宪预备，宜使中央五品以上官吏参与政务，为上议院基础，使各州县名望绅商参与地方政务，为地方自治基础。
各方面不断强化的政治压力，载泽等王公大臣力挽狂澜的透辟分析，终于使朝廷痛下决心，于载泽呈递密折的第三天即8月25日，毅然决然宣布按照预先计划继续进行，加派醇亲王载沣、北洋大臣袁世凯等参与其事。
朝廷之所以在这份御旨中命令袁世凯参与此事，大概是因为当此时袁世凯也有重要建言，已俨然成为立宪政治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端方等此时上的《奏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据说就是他们与袁世凯密商后由张一麟起草的，而张一麟就是袁世凯此时重要幕僚。
这份奏折规范了预备立宪的政治路线图，建议朝廷以日本为榜样，宣布以十五或二十年为期，达成完全立宪。
至于这十五或二十年中间的重要准备，奏折建议先从组织内阁作为突破点，也就是将皇室与政府进行必要的区隔，以维护皇室至上尊严。
而组织内阁的入手处，奏折建议从改革官制开始。
这大致描绘了一幅不伤筋动骨而又能实现君主立宪的和平改革路线图，因而获得两宫嘉许，遂急召袁世凯进京与王公大臣会商。
8月26日，袁世凯抵京。
27日，与醇亲王载沣、庆亲王奕劻及世续、那桐、铁良、荣庆，还有汉大臣瞿鸿几、孙家鼐、张百熙、徐世昌等军机大臣、政务大臣、大学士等就考察政治大臣所提出的十份文件进行两天密集讨论。
在大的原则上，各位与会者一致赞成朝廷宣布预备立宪，只是在实施步骤轻重缓急等技术性层面，各位大臣的看法稍有差别。
激进如袁世凯、徐世昌、张百熙及庆亲王奕劻等，主张从速实施宪政；略微保守的孙家鼐、铁良、荣庆等强调不要操之过急，力主稳步推进。
这里的所谓激进所谓保守，只是改革的策略而已，在改革大势已经确定的前提下，没有人至少这些参与者中没有人执意反对立宪，他们的争论只是一些具体细节，是策略而不是战略。
在这一点上，应该说皇族和庶族并没有什么分歧和冲突，过去刻意渲染袁世凯等人与皇族载泽、铁良之间的争论，可能有夸大的地方，并非历史真相。
高层会商的结果及时向朝廷作了详细汇报。
1906年9月1日，光绪帝钦奉皇太后懿旨，宣布预备立宪正式开始，委派载泽、世续、那桐、荣庆、载振、奎俊、铁良、张百熙、戴鸿慈、葛宝华、徐世昌、寿耆、袁世凯编纂新官制；命端方、张之洞、升允、锡良、周馥、岑春煊选派司道大员来京随同参议；派庆亲王奕劻、孙家鼐、瞿鸿几总司核定。
宣布镇国公载泽在御前大臣上学习行走。
由此可见，预备立宪不仅在推动力上，而且在后来实际运作中，皇族和那些满洲贵族高干子弟都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预备立宪是政治史上重大事件，过去出于革命史观影响，对这场大变动多有保留，从比较恶意的视角怀疑清廷立宪诚意，以为清廷特别是慈禧皇太后对权力的酷爱，使她不可能真的同意让权，清廷也不会真的使用君主立宪分享权力。
再加上后来突发事件影响，几乎从事实上正面证实了这种恶意推测相当准确，清廷特别是皇族确实到关键时刻不知权力分享的真谛，不知君主立宪究为何物。
清廷最后之所以被送进历史，其实就是满洲贵族对权力的垄断，是一种自私本能。
从后来的事实看，这个判断当然是对的。
只是在1906年这个时候，皇族和满洲贵族确实是支持清廷走上政治变革之路的，确实是力主君主立宪权力分享的。
反对君主立宪，反对政治变革的确实有一股力量，但这股力量并不来自皇族，也不来自满洲贵族。
1906年9月30日，御史刘汝骥上了一个奏折，以为载泽改革密折强调君主在立宪体制下没有政治风险没有政治责任是不对的。
没有风险没有责任就意味着没有权力，意味着大权旁落，因此他建议朝廷“大权不可旁落，总理大臣不可轻设”
，若果设之，必将把持朝局，紊乱朝纲，必将招致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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