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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政治的道德要求与竞争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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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轻率地选择帝制复辟作为解决中国权力危机的手段,一念之差使其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
他不仅将中国导入一个更加危险的境地,而且实际上扼杀了中国走向民主政治的机会,从而为20世纪的中国一再拒绝民主政治、政党政治、议会政治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口实和“例证”
。
但是,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检讨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也不难发现袁世凯的政治选择既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其责任也不全在袁氏一人。
依照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政党为达到目的而使用的方法,最终是把重点放在动员选民的战略上,譬如选举时提名候选人和进行选举战。
政党的能量只能通过选举而发挥,而绝不允许也不应该借助于公开的暴力和象征性的暴力手段。
正如一些国外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选举是说服的机会,是能公开开展利益诱导的场所。
它是通过行使物理力来达到目的的场所,也是能广泛开展舆论工作的场所。
政党在演说会场和选举事务所动员支持者,夸耀自己影响力之大,并随便许诺和说空话,大量散发宣传小册子。
就连在说明会和有势力者聚会的碰头会和讲演会的会场上,政党暗示露骨的利益诱导都是理所当然的。”
284显而易见,政党政治得以进行的关键性条件,是各个政党都必须在一种有序的竞赛规则中竞争,都必须遵循一些最起码的竞赛规则,而不允许超越这些规则进行公开的暴力活动或象征性的暴力手段。
以此反观辛亥革命之后的国内各个政党,我们不难看到,许多政党除了挂着一块政党的政治招牌外,他们并不明了政党政治的一些基本规则,许多政党的党魁个人素质和政治品质之差,令人吃惊。
当时目睹中国政党政治实际状况的日本政治观察家宗方小太郎在1912年7月就预言:“共和国成立后政党林立。
通观全国新政党之数不下一百余种,然而彼等并非为革命开发民智,增进政治思想,而系完全倚仗权势、利害及地理关系。
各党党纲几乎完全相同,处于混乱庞杂状态之中。
且各党既无优秀党魁,党员又无何等训练,故政治节操缺乏,以致酿成政界混乱。
该国之形势早已不堪多数政党对峙,终于产生政党合并之现象。
然而研究成立此种政党之各种要因,即知纯为弥缝一时而已,终至成为互相猜疑排挤,争权夺利。
新政府成立至今不到三月,已开始瓦解,举国将成为党争之巷。
如此腐败之国民,欲收政党政治之实绩,终属不可能之事。
由此观之,中国政党结社之勃兴适足以阻碍其国政之发展,而启官民交争之端,其结果徒成为扰乱天下之工具而已。”
285真是不幸而言中,后来的事实发展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在“宋案”
发生之前,应该说政党政治大体上在遵循着有序竞争的基本原则。
被称为近代中国“议会迷”
的宋教仁实际上是近代中国对议会政治、政党理解最深的人。
他在辛亥革命之后不久就相当正确地认识到:“今革命虽告成功,然亦只可指民族主义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
推翻专制政体,为政治革命着手之第一步,而尤要在建设共和政体。
今究其实,则共和政体未尝真正建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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