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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情结的文化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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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真正实现有赖于能否确立稳定的秩序，而秩序的建设一方面需要政府积极协调各个利益集团的冲突，使各利益集团在确认现代化共识的前提下进行有秩序的竞争；另一方面，各利益集团以及全体社会公众，为了国家和民族现代化的整体利益，既要充分利用对政府的监督权力，使政府的行为不至于超越秩序，或危及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又要接受政府的指导与协调，使各利益集团及全体社会公众的行为也纳入秩序的轨道。
简言之，为了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任何个人、任何利益集团、任何行为的责任者和担当者，都必须在秩序之内进行活动，而不应凌驾于秩序之上。
当然，和任何事物的发展规律一样，秩序本身也是一种运动中的范畴。
它既不可能凝固于某一点，同时，从实际运作程序看，它也不可能永远处于平衡状态。
它的平衡是暂时的，不平衡是绝对的。
但平衡是根本目标，不平衡是为了重新实现更高层次上的平衡的必然阶段，而不是社会成员的追求目标。
反观近代中国的全部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之所以步履维艰，裹足不前，或收效甚微，除却无数复杂的内外在因素和机遇的丧失之外，最根本的原因之一，恐怕还在于社会公众一直未能确立现代化根本目标下的秩序共识，遂使中国秩序一直处于不平衡状态。
中国秩序的失衡不始于五四，而是与中国现代化同时起步。
早在19世纪中叶，中国现代化酝酿之际，中国秩序的失衡即已显露征兆。
早期洋务运动思想家和传统社会的改良主义者，困惑于中国进步与发展的阻力何以如此巨大的客观事实，便已试图从传统秩序的方面寻找内在原因。
如果说龚自珍“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天下有万亿年不夷之道。
然而十年而夷，五十年而夷，则以拘一祖之法，惮千夫之议，听其自堕，以俟踵兴者之改图尔”
的说法307。
依然是“药方之贩古时丹”
308，企求发挥传统秩序的调节功能，挽救社会危机的话，那么，魏源提出的“欲制夷患，必筹夷情”
“师夷之长技之制夷”
以及“款夷”
的主张等，在客观上势必引发对旧秩序合理性的怀疑。
他说：“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
江河百源，一趋于海，反江河之水而归之山，得乎？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
是以忠、质、文异尚，子、丑、寅异建，五帝不袭礼，三王不沿乐，况郡县之世而谈封建，阡陌之士而谈井田，笞杖之世而谈肉刑哉！
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
309这实际上是要求改变中国旧有的社会秩序以合乎变化了的现实。
不过，魏源的这种思想倾向一直到清朝末年的新政、君主立宪等运动，虽然对旧秩序的不合时宜性提出过种种责难与建议，但他们并不是要求彻底破坏旧有的秩序，而是期望以清政府为主导自觉协调旧秩序与现实生活中的不适应的部分，促进社会秩序由不平衡达到平衡。
但是，自魏源以来的这些善良愿望毕竟统统化为泡影，于是人们便很自然地从根本上怀疑旧秩序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怀疑清政府以及此后名实不符的共和政府的能力、诚意，于是有了辛亥革命，有了五四运动。
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现存政府合法性的怀疑无疑是基于善的理念，也就是说，他们依据善的理念作为批判和评价现实生活和现实国家的标准。
因此，他们实际上是把体制的各种政治形态的改变和道德目的等同起来。
这一点诚如毛泽东后来所分析的那样：“五四运动所反对的是卖国政府，是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府，是压迫人民的政府。
这样的政府要不要反对呢？假使不要反对的话，那么，五四运动就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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