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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心态能否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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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脱胎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士大夫，他们虽然生在当今世界，但其致思方式和价值取向与传统社会的士大夫并无根本区别。
在中国传统社会，知识分子有着不同的名称，但最通行的则为“儒生”
“士”
或“士大夫”
。
儒生的涵盖面较狭，而士在不同的时代也有着不同的涵义和性格。
士的最初涵义，或许如许慎《说文解字》所阐释的那样：“士，事也。
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十。”
段玉裁注引申发挥为：“凡能事其事者称士。”
《白虎通义》也说：“士者，事也。
任事之称也。”
故《传》曰：“通古今，辨然否，谓之士。”
很显然，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士，是指那些“知数知书”
，以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服务于某一利益集团或阶级的人，他们的地位类似于古希腊社会中的平民阶级，在一定范围内享有一定的思想言论自由，也不必为其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而犯愁。
中国知识分子有着许多良好的传统，他们甘于清贫，“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的孔颜乐处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向往的生命境界。
但在政治上，在人格上，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有不成功便成仁的人格理想。
因而，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知识分子的根本区别，在于西方知识分子一般以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于社会，而中国知识分子轻视专业知识，最看重的是“修齐治平”
的学问。
他们强调以经世致用的精神从事学术工作，总以为自己所事之学系天下之安危、社会之消长，故往往借学术攻击政治，攻击现实。
这在一定范围内或许可行，一旦超过这个范围，则势必导致统治者的镇压，形成新的黑暗时期，使中国社会似乎一直处在循环往复的历史过程中，而不见明显的大进步。
鉴于中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中国知识分子欲为国家民族效力，必须划清学术与政治的界限，欲讨论政治，就全力讨论政治；欲探讨学术，就冷静地、独立地探讨学术，一不为政治所囿，二不与现实政治相瓜葛。
果如此，其学术成果的真理成分才能增多，而社会成员各安其业，各司其职，中国焉有不进步之理？
任何社会，即使是极端黑暗的社会，都有其存在的内在依据和有机构成。
它的进步与发展有赖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和较早接触新事物的人，固然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只是面对这种责任，知识分子不应当以急功近利的经世致用思想从事学术，更不应处处时时以救世主的姿态与神情面对社会公众。
中国社会的真正进步与发展，取决于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能否各司其职，协调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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