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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想及行为的关系方面很多，可以作时代或学问中心的，我们应该为他们作专传。
有些人，伟大尽管伟大，不过关系方面太少，不能作时代或学问的中心，若替他作专传就很难作好。
譬如文学家的李白、杜甫都很伟大；把杜甫作中心，将唐玄宗、肃宗时代的事实归纳到他身上，这样的传可以作得精彩；若把李白作为中心，要作几万字的长传，要包涵许多事实，就很困难。
论作品是一回事，论影响又是一回事，杜诗时代关系多，李诗时代关系少。
叙述天宝乱离的情形，在杜传中是正当的背景，在李传中则成为多余的废话。
两人在诗界，地位相等。
而影响大小不同。
杜诗有途径可循，后来学杜的人多，由学杜而分出来的派别亦多。
李诗不可捉摸，学李的人少，由学李而分出来的派别更少。
所以李白的影响浅，杜甫的影响深。
二人同为伟大，而作传方法不同。
为李白作列传，已经不易；为李白作年谱或专传，更不可能。
反之，为杜甫作年谱，作专传材料比较丰富多了。
所以作专传，一面要找伟大人物；一面在伟大人物中，还要看他的性质关系如何，来决定我们作传的方法。
（二）一件事情或一生性格有奇特处，可以影响当时与后来，或影响不大而值得表彰的，我们应该为他们作专传。
譬如《史记》有《鲁仲连传》，不过因为鲁仲连曾解邯郸之围。
诚然，以当时时局而论，鲁仲连义不帝秦，解围救赵，不为无关；但是还没有多大重要。
太史公所以为他作传，放在将相文士之间，完全因他的性格俊拔，独往独来，谈笑却秦军，功成不受赏。
像这样特别的性格，特别的行为，很可以令人佩服感动。
又如《后汉书》有《臧洪传》，不过因为他能为故友死义。
洪与张超但属戚友，初非君臣。
张超为曹操所灭，洪怨袁绍坐视不救，拥兵抗绍，为绍所杀。
袁绍、张超、臧洪在历史上俱无重大关系，不过臧洪感恩知己，以身殉难，那种慷慨凛冽的性格，确是有可以令人佩服的地方。
再如《汉书·杨王孙传》，不记杨王孙旁的事情，专记他临死的时候，主张裸葬：衣衾棺椁，一概不要，还说了许多理由；后来他的儿子觉得父命难从，却拗不过亲友的督责，只得勉强遵办。
他的思想，虽没有墨子那样大，然比墨子还走极端，连桐棺三寸都不要，不管旁人听否，自己首先实行，很可以表示特别思想，特别性格。
几部有名的史书对于这类特别人，大都非常注意。
我们作史，亦应如此。
伟大人物之中，加几个特别人物，好像燕窝鱼翅的酒席，须得有些小菜点缀才行。
（三）在旧史中没有记载，或有记载而太过简略的，我们应当为他作专传。
这种人，伟大的亦有，不伟大的亦有。
伟大的，旁人知道他正史上亦曾提到过，但不详细，我们应当为他作传。
譬如墨翟是伟大人物，《史记》中没有他的列传，仅附见于《孟荀列传》，不过二十几个字。
近人孙仲容根据墨子本书及其他先秦古籍，作《墨子列传》及《年表》。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
又如荀子是伟大人物，虽有《孟荀列传》，但是太过简略。
清人汪中替他作《荀子年表》，胡元仪作《荀卿子列传》。
这亦是很好一个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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