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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民族和族群视角下的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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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客观实体论下的华夏民族（汉族）：政治与学术之间
“民族”
作为一个词语，在前近代的汉语文献中也间有出现，但其含义大多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
（nation）不同。
根据现有的资料，我们只能认为，“民族”
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引入中国的一个概念，其理论基础形成于近代欧洲，而其词汇则来源于日语。
[1]从引入之初起，它就成为近代国族建构（nation-building）运动的核心概念，影响其概念阐释的因素远远超出学术的范围。
最早系统介绍并阐发这一概念的人是梁启超，1903年他介绍瑞士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学说，言民族具有八种特质，“（1）其始也同居一地；（2）其始也同一血统；（3）同其支体形状；（4）同其语言；（5）同其文字；（6）同其宗教；（7）同其风俗；（8）同其生计”
，因为居地、血统始同而终杂，故梁氏总结“以语言、文字、风俗为最要”
。
[2]中国学界初次接触的民族概念即是强调共同文化而非血统的，但仍然保留了“其始也同一血统”
的余地。
另外，伯伦知理强调“民族”
与“国民”
（即国族）不可混为一谈，有一族多国也有一国多族，他总结了“国境大而民族小”
即一国多族的各种情形。
在按语中，梁氏以为伯氏所言一国多族的各类型皆与中国情况不合，因为就言语、文字、风俗而言，虽满洲亦已同化于汉族。
他说：“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
……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
[3]梁氏较早意识到欧洲的民族-国家模式下的民族理论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国传统及现实的不合，以及可能带来的危害。
此种矛盾直到今天仍未完全消解，可能的解决之道不出二途：其一，证明中国也是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其二，反对西方民族理论的普世性，强调中国自有“天下主义”
的传统，多民族可以和谐共存。
梁氏所取的是第一种途径。
在清末的革命派看来，梁启超等宣扬的“大民族主义”
或国族主义用意在于保满、保皇，故排满的革命派针锋相对地采取了强调血缘的种族民族主义（ra）立场。
他们通过重塑“黄帝”
这一符号，将国族“抟成一个血脉相连、休戚与共的整体”
。
典型的表述如《江苏》《黄帝魂》《民报》等先后刊登同一张黄帝头像，并且题名“中国民族开国之始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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